每年的11月9日是全国的消防日，经过多年的宣传，人们消防意识有了极大提升。虽然现在的灭火设备越来越先进，但如今火灾扑救的难度和可能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火灾依然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巨大威胁。

比起现代消防，古人的消防设备要落后许多，但或者正因如此，古人的消防意识非常强。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消防理论，提出对付火灾要“防患于未然”。

东汉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说：“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码头和重要仓储地的通州，对消防一直特别重视。通州文史专家王文续、张来源、陈乃文等老先生(均已离世)都曾对民国时期通州的消防做过陈述或记录，通过他们的记录，得以了解当年通州城的消防细节。

“救火机”是水会的主要装备

王文续老先生写的《通州水会》一文，详细介绍过通州“水会”在消防中的作用。他介绍，当时的通州水会一般设在东关、北关的寺庙里边，最早的是东关慕义水会(会址在灵官庙，原通州城东赵登禹大街西后坑胡同1号院，今中上园小区内)和北关的坎善水会(会址在三官庙，遗址位于北关天后宫西南，今西海子北侧)。这两个地址方位都是漕运码头附近，可见当时通州消防的对象主要是漕运码头。

通州粮仓旧照

后来北街又开办了永善水会(会址在鼓楼，后迁大关庙，原位于新华街道大关庙胡同21号，今吉祥如意小区)等其他水会，这些水会服务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了。

再以后又在通州新城开办同善水会和济善水会，后合并为济善水会(会址在新街大关庙，今中山街北侧中山街小学后院)，还在东大街开办义善水会和鼓楼前(通州旧城中心位置，今北大街南段)的助水会等。至此通州开办的水会同时达四五家，分布在通州城厢各处，每遇火警，各水会争先出动救援，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整套规矩，各水会严格按约定规矩行事，保障了通州城及临近乡村的消防安全。

当时通州水会的消防设备都有什么呢?上面的几位老先生都曾说过，救火的主要工具叫“唧筒”。

王文续老先生曾对它有形象的描述：“唧筒”又叫“救火机”，它有两个大水箱，每个水箱里安有一个活塞(类似气筒的原理)，左右两个活塞的连杆都接在一根大杠上，大杠安在两个水箱中间支柱的顶端，水箱装满水以后，几个彪形大汉用力压大杠，两个水箱的活塞一上一下产生强大压力，让水经过水枪的细小龙头喷出，水流承受的压力越大，水柱喷得越高、越远，灭火的力量也就越大。所以领嘴子的人要用力堵住龙头，以便增大压力，让水喷得更远。

其实，“唧筒”古已有之，它也是古人们灭火用的工具，那么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唧筒”是什么样呢?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里就有“唧筒”的插图，它跟现在有的地方还在用的小型喷雾“搋子”的结构差不多，采用气筒打气原理，只是个头要比喷雾的“搋子”大得多。曾公亮在《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对“唧筒”的用法有介绍:“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活塞)水杆，自窍唧水……”唧筒中装有活塞和拉杆，用时将竹筒没入水中，然后把絮裹(活塞)水杆(拉杆)向上抽起，水便通过窍(阀)进入其中，再压下套筒，筒中的水便可以喷射出去，这像极了今天孩子们玩的水枪。据说后来不断改进的唧筒装置，喷出的水射程能达20米。宋代以降到清末，它就是中国消防的主要器具。

不过，对比王文续老先生描述的“救火机”，显然已不能算是宋代的“唧筒”了，它很有可能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消防工具“水龙”，只不过有些部件因陋就简，用竹筒来代替。而且王文续先生在《通州水会》中记载，通州各水会的“救火机”数量不同，大小型号也不一样。当时东关慕义水会有一台最为讲究，它是从北京城里一个落魄宦官手中买到，这台“救火机”用云南白铜制成，上面镶嵌二龙戏珠和若干条蟠龙，富丽堂皇，精巧绝伦。根据这个描述，笔者更加觉得它就是清末引进的“水龙”。

北宋《武经总要》里的消防器械

通州鼓楼是“望火楼”

根据多位老先生的描述，通州的鼓楼，在通州的消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当年，通州的各水会，公推同善水会在通州的制高点——鼓楼上义务值班，进行火情瞭望，鼓楼也就是通州消防的“望火楼”。清末民初时鼓楼在通州城位置居中，又是较高建筑，用作望火楼再合适不过。无论哪里发现了火情，都是先通知到鼓楼，以鼓楼为定点，用鼓声通报火情发生的方位，一般是“南前、北后、左东、右西”。一旦发生火情，通过“前三、后四、左五、右六”等敲鼓的点数指定火情方位。

虽然通州各水会有各自负责的救火范围，但发生火情后，水会不分你我，都要出动救火。各水会听到警报后，立即鸣锣集合队伍，这叫“接锣”。不论白天或黑夜，水会的成员听到锣声，无特殊事必须马上到，无故不到者要接受处罚。成员按照各人所司的职务，随队奔赴火场，这叫“出会”。首先到达火场的水会“会头”，就是这次救灾现场的总指挥。他选好基地，白天以督旗为号令，夜间以督灯为号令，指挥水会救火。第二个到达现场的水会，必须与先到的水会“会头”联系，听从其调度指挥。

当时救火的主要设备是“救火机”，救火时的辅助器具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大锣、小锣、大钩竿(火钩)、镐子、铁锨、冰镩、柳罐等等，不一而足。它们各有各的用处，比如钩竿用来扒开失火的房舍，还要在火场边缘扒出断火道，以防火势蔓延;铁锨用来铲沙土压火;柳罐、水桶用来担水……

别看水会是民间性质，通州各水会约定的救火规矩非常严格，从组织上说，一般的会设会头一人(后改称主任)，会头的产生有的是由几个大商号轮流值年，有的是由水会的成员推选，有的则是当地豪绅垄断。

会头是一个水会的总负责人，其下还有副主任二三人，协助会头管理水会事宜。水会还设督管若干人，分管各职，司账一人，还有“文善”“武善”和“助善”等。“文善”，出会时佩戴黄色袖章，有的手执蓝色小旗，负责维持秩序，或负责稽査，还有的干些敲锣、提灯、挑圆箩等活;“武善”出会时身穿坎肩，负责抬“救火机”，并负责扒房救火或扒拆火道、抢救人员等重活;“助善”每次出会用自备的手推车和油布制的水桶，供各水会用水。

火势扑灭以后，撤离火场叫“回会”。他们必须按照水会距离火场路途远近，由总指挥调度，远者先退，近者后退，谓之“让会”。每个水会“回会”前，先集合队伍，检点人员和器材，然后敲锣三响，髙举大纛(dào)旗督队，秩序井然地离开火场。但是离火场最近的水会，还要留下几个人看守火场，防止其死灰复燃，叫作“波落”。

陈乃文老先生曾讲述过民国时期通州名人王芝祥的故事，王芝祥当年主持倡建了通州“新城水会”，人员精干设备精良。当时拥有新式压水车3辆，长水龙袋十数条，水枪十余把，挠钩、大斧、水桶、长绳各若干，大铜锣两面，还有前写“新城”后写“水”字的黑色号坎数十件。新城水会成立较晚，但消防业绩也相当显著，不少商铺甚至包括民国初年正月灯节，通州旧城的一些建筑着火，都多亏了新城水会及时出会，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火灾损失。

粮仓建有若干水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古人为了防火，衍生出了深厚的防火文化，特别是古代建筑中，对防火有诸多体现。比如，古代重要建筑的屋顶内都有藻井，它多为水藻图案，藻类是水生植物，五行中水克火;屋的外顶则常用黑瓦，也因五行中水为黑色;置于屋顶正脊两端的鸱吻兽，也有祈雨避火之意，有的脊两端雕刻了很多水里的或不怕水的动物，也是为了防火;很多建筑门上的匾额，写字都讲究“门不带钩”，什么意思?就是“门”字那一竖不带“钩”，要避“火钩”之嫌。

通州作为漕运码头仓储重地，在建筑结构上会采取哪些消防措施呢?通州文史专家周良先生，生前曾考证过通州粮仓遗迹，他对其防火结构有过描述。通州中仓，粮仓五间为一廒，几座相连的廒叫“连”，连与连相距三丈，左右之间还有通道，就叫“水道”。水道宽二丈，直通仓沟，仓沟再与河道相连，构成一个消防用水的网络。

仓沟既是护粮仓的壕堑，又是排水系统，还是消防水源。明清时这条水沟很大，南头有一处水塘，北头则接通惠河的一条支流，这条水沟的东岸就是中仓，中仓内用以消防的水道都与其相连。清末，北运河停漕后，中仓废弃不用，仓沟也被废弃，后来成为一条街道，它就是如今通州人熟知的新建街。

当年，中仓的这些设计无疑就是为了消防，道理和用街巷分隔民居一样。在离水道稍远的粮仓近处，也会增设水井，粮仓重地当然会配备较先进的消防设备。除此之外，按照传统文化习俗，中仓南门处还建一座火神庙，用于祈求上天保佑不受火灾。

通州除中仓还有东仓、西仓及后来的新城南仓、后南仓等，每个粮仓的布局都考虑到了消防，粮仓也驻守了很多兵丁，其中有专业“救火兵丁”，他们更不敢稍有懈怠。

通州是漕运的中转站，那么如果漕运粮船在运河上遇到火灾怎么办?那时候除了漕船自备的消防设备，各大船帮还配有专门的灭火船，灭火船所用的消防器材与陆地差别不大，但船在水上，灭火的水源充分。当年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漕运码头，这里水面上漕船密集，用于消防的灭火船也多，一旦漕船发生火灾，各船帮的灭火船也会协同作战。

1949年以后，中国的消防事业逐步完善，特别是现代化的消防器械取代了笨重的“救火机”，通州水会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通州的消防也更加完善。

(原标题：民国时通州水会如何灭火)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刘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