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长津湖》这部电影盼望已久，当知道这部电影要拍成时，心里非常感动。”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此次担任《长津湖》的历史顾问。王树增曾经写过《朝鲜战争》这本书，2009年出版，最早的时候，这本书叫《远东朝鲜战争》，“它属于非虚构类的文学领域，准备的时间比较长，需要大量的研究史料和采访当事人，还要亲自去勘察战场，写作时间要七八年以上。”

真实战斗场景比电影还震撼

《长津湖》这部电影，讲的是长津湖战役的东线战场。王树增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成东西两个战场，由于战事的扩大，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战争的介入不断深入，于是在朝鲜半岛的东北方向出现了一个东线战场，也就是长津湖战役。作战开始的时候已经到了1950年的11月份，战争发生的盖马高原，气候特征和西伯利亚一样，属于高寒地带，冬季气温都在零下一二十摄氏度以下。长津湖之战时，甚至到过零下40多摄氏度。

王树增反复研究档案后，发现了一个让他很心惊的事实：当时在严寒之下奔向盖马高原的这些战士们，基本上防寒的衣物都是不全的。“由于军情紧急，我们的战士们义无反顾地扑向了盖马高原。在严寒之下，可以想象当时的困苦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资料中也有很多我军冻伤的记录。而我们东线战场的对手，又是美军最强悍的部队——陆战一师，美军不但武器装备是一流的，他们的被服装备也是一流的。在这块冰雪天地中，两军交战时，我军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王树增告诉记者，这场长津湖战役，充分体现了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安全，中华儿女展现出来的“决死作战”的精神。“这种决死作战的精神，至今还令众人敬仰，应该有这样一部电影作品来反映它。”

在王树增看来，《长津湖》能不能拍好，关键的一点，就是能不能体现出当时志愿军战士们真实的精神状态。“只有情感描写得真实了，你才能感动观众。”在真实之下，才能托举起想彰显的主题——为了民族的尊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以及中国人民长久的幸福生活，战士们不惜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精神。由此，也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是有英雄好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和武装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对和平生活的追求，谁也不能够侮辱中华民族的尊严。“我想如果达到这一点，我们影片就成功了。”

剧组对演员的选择非常理想

不过，《长津湖》毕竟是一部剧情片，而不是纪录片。在王树增看来，艺术加工是必要的，“电影必须有艺术加工，需要区分开艺术电影和纪录片、军事片、军教片这类影片的差别，这是两个美学范畴。如果把两者混为一种创作原则和美学范畴，会带来很多问题。”

就拿经典影片《上甘岭》等来举例，它们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在上甘岭那块土地上，发生过一次惨烈的战斗，这一定是要真实的。“但在艺术影片的整个人物和情节的设置中，必须适当遵循虚构的原则，不然的话它就不叫艺术电影了。”

影片由吴京、易烊千玺、朱亚文、李晨等主演，王树增和他们接触过，觉得这次剧组在演员的选择上非常理想，“演员一定得是满满的正能量、满满的阳刚之气，而且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我接触过《长津湖》的演员们，我很喜欢他们。”

对于像《长津湖》这样的鸿篇巨制，有些军事迷喜欢用考证的方式来看待这部影片。王树增认为，这些军事迷之所以较真，是因为对我们的民族历史有相当的感情，但不管如何，争论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度，要区分“学术争论”和“艺术争论”之间的界限，“包括《长津湖》在内的众多影片，即便要有争论，也应该是争论这个影片有没有反映出我军当时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不对，那个山头我们那天就没上去过’。”

王树增有50年的军龄，他的老部队就是从上甘岭下来的。“我的老首长和我入伍时候的那些老兵们，都是我的偶像。我之所以崇拜他们，就是因为作为一个军人，要为荣誉而战。当我们民族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胜利，来回报人民的养育之恩，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军人的心里话”。本报记者 王金跃

总监制黄建新

中国“工业电影”收获成功经验

对于《长津湖》的总监制黄建新来说，拍摄电影《长津湖》，对于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那时候我们的武器装备，距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有巨大的差距。我们能打赢这场仗，就是靠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用一部电影来讴歌。”

制作难度超乎了所有人预估

《长津湖》中的“第七穿插连”战士们展现出来的，就是强大的凝聚力，“战士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在超出体能极限、没有吃的、衣服不够、弹药不足的情况下，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和强大武器，打到只剩最后一人还要打，这就是我们要宣扬的精神，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

黄建新告诉记者，长津湖战役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片中的‘第七穿插连’是虚构的，毕竟《长津湖》是故事片，如果太过写实，很难写得下去。”尽管如此，影片在故事背景的设置上参考了许多方面，因为长津湖战役是一个巨大的战役，除了大家熟知的消灭“北极熊团”外，还有很多别的战斗，包括战斗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还有后来的“冰雕连”，“这些组合起来，才是长津湖战役的规模。”

“这次《长津湖》的制作难度，超乎了我们的预估，也超出了我的经验。”已经在电影圈浸淫40多年的黄建新，依然每天都面临新的挑战。“如果按一个组拍，这个戏至少得拍一年半，但我们希望今年能够上映，所以就开了三个组”。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拍摄，每人一个组，每组人员最多的时候有2000人，再加上AB组，一共是7个组。作为总监制，黄建新需要协调好这些剧组的拍摄工作，保证拍摄任务的顺利完成，工作非常有挑战性。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千人在现场工作，而且大部分都是夜戏，“难度非常大，那就只能努力，大家就拼命去做，努力去完成它。”

《长津湖》中有大量的特效镜头需要完成，由于工作量大，导演们只能一边拍摄，一边做特效，将近40多家来自全球的特效公司参与了《长津湖》制作，“因为没有一家公司能打包票完成。”难度最大的，要说是装备。拍摄时需要大量的武器道具，比如美军的坦克。黄建新说，“我们自己做了30多辆坦克道具，每辆造价一百多万元，是真能跑起来的那种，光是这块就花了几千万元。”

电影令人热血沸腾更爱国

在黄建新看来，这次《长津湖》的集体创作，更像是一次中国“工业电影”的尝试，“我们把剧本、结构分完以后，在里面做一些细节联想，在文学阶段就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大家分头去拍，拍完互相去参照，如何衔接自己拍的部分。”

黄建新认为，工业电影讲究规矩，不能随心所欲，它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由一个巨大的体系来保证导演之间的衔接。导演们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人物的创作上，“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可以按部就班推动。这是中国电影在制作上的一个进步。”

在黄建新看来，战争片就得把战争拍得真实、残酷。“拿长津湖战役来说，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战斗，它是有规模的。《长津湖》这次是真正的战争片拍法，跟《上甘岭》《英雄儿女》比较，《长津湖》的规模大得太多了，不在一个等级上。”

关键是，《长津湖》中表现的是中国人的情感，“《长津湖》是中国人拍的，包括对待战争、和平的态度，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完全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东西。这样的电影，好莱坞也没法拍。”

如何拍出《长津湖》的真实和残酷呢?黄建新说，首先是要客观反映双方在武器上的差距。美军仁川登陆的时候就有航母了，而我们国家2012年才有航母“辽宁舰”，中间差了六十多年;那个时候“联合国军”就已经武装到牙齿了，而我军很多战士还背的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三八大盖”，“但就在这样的装备差距之下，我军还是毅然入朝作战打击侵略者。只有把这种差距客观地表现出来，才会觉得志愿军战士们的精神是伟大的。”

此外，《长津湖》中出现的战斗都是近距离作战。志愿军靠敌机不能大规模夜间行动的时机，逼上去打，把敌人击垮。

“看完《长津湖》，一定会让你热血沸腾，更爱这个国家。”黄建新这样说道。

(原标题：《长津湖》展现的是一种精神)

（记者 王金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