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是中华文化中不可回避的陋俗，这种习俗在宋代及其之后延续存在了数百年。缠足时人们使用外力迫使女孩的脚骨、脚趾、足弓发生扭曲，让其停止生长或向内生长，缠足往往持续多年才能最终定型。被缠足的女性，一生都无法摆脱脚部的残疾，在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缠足的女性被要求解放双脚，打开裹脚布。然而被摧残的她们，打开裹脚布甚至连站都站不稳，被破坏的双脚，骨骼根本无法支撑身体，这让曾经裹脚的女性，每走一步都非常痛苦。很多人都选择重新裹上裹脚布，这并不是她们守旧认同缠足，而是为了减轻肉体上的痛苦。至今在云南玉溪仍有个被称为小脚村的地方，那里的老人仍缠着裹脚布，虽然下一代已经不再缠足，但是缠足造成的伤害却伴随着她们终身。

有关中国的缠足问题，历来学者、历史学家、作家、传教士都曾对其感兴趣，并提出多种见解。但缠足女性的生活与劳动的问题，却很少被人关注，比如农村的女性很少缠足，但是农村缠足的女性必然和城市中女性的缠足原因有所不同。这些问题就需要更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下到农村与那些行动不便、语言不通、回避人际交流的裹脚老人进行深入的交谈。《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追溯中国乡村缠足现象的消逝》一书，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劳拉·宝森和美国中密歇根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葛希之合著，两人及其团队深入中国偏远乡村，探寻裹脚这个习俗在中国20世纪的存在与消逝现象。

书中的目录按照研究的重点地域分为华北平原、中国西北、中国西南部，这三个区域，是中国仍残存裹脚习惯的重点地区。在谈到缠足时，中国的学者大多会谈到精英阶层对缠足的影响，主要观察的是王庭贵族以及上流社会的风气风向。而传统的西方学者，大多是观察到外出劳作的缠足妇女，片面且带有西方文明正统思维的思想，因而批判较多但研究不够深入。那些足不出户在家劳动，或者农村乡下学者们很少注意的地方是两位教授研究的重点。他们多次再书中重申，这本书研究的是农村女性。

两位教授采访到了数以千计的农村裹脚女性，更为关注农业生活与城市传来的裹脚习俗间的矛盾与融合。另外一个重点，在中国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结构中，女性的工作大多跟手息息相关，手工业、纺织业、制造业等。结合着裹脚带来的约束，两位教授也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对于缠足女性的影响上。在一些地区的思维中，对脚的约束恰恰是对手的重视，为了让女性专注于手的工作而缠足，这个溯源思路也是两位教授在走访调查中找到的意外发现。通过一手资料的大规模比较研究，两位教授也对促使农户放弃裹脚这个顽习的外在驱力，有了新的解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书中的重点，大多数受访者出生于这个时代背景下。乡村家庭经济面临工业竞争的冲击，此时是个转型期，传统的家庭经济模式此时也在变革中。在传统模式中，人们往往重视田地、粮食等农业方面对家庭的影响。而那些被缠足忍痛在家门内干活的女性则容易被忽略。女孩被限制在小鞋中，母亲、祖母传授她织物或手工艺品，从小训练她们的双手生产可供销售的产品，双脚的束缚在乡村最大的利益就是限制女性的行动。这与城市女性的裹脚原因大不一样。城市女性及精英阶层的女性，不需要面对如此繁重的家务劳动，她们的认同感更来自于精英阶层男人的认同，她们可以从事更高层次的手与脑的劳动。

书中作者破除精英阶层对于底层人民的想象，裹脚由上至下的传递，并非是下层人民对精英阶层的模仿。模仿精英阶层不是下层人民的社会行为规范，将对财富和地位的幻想投射给下层人民是受到西方贵族主义的影响。下层人民选择缠足，必然有根植于农村生活最现实的利益考量。

就像专门研究明清妇女问题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高彦颐所说：“缠足需要的材料是‘女红’，即纺线、织布及针线活等的产物。”这部书破除一些理所当然的思路，众多的调查报告让那些被忽视，无法诉说的中国农村妇女，可以在历史中讲述个体的故事。

(原标题：“小脚”是怎样消逝的)

（作者：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