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圣人千载不复生，黄河之水何时清。浊浪排空倒山岳，须臾沦没七十城。蛟龙吐雾蔽天黑，不闻哭声闻水声……吁嗟乎，时事艰难乃如此，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抗涛速使河成功。”这是清代诗僧释静安记录的清光绪十三年(1887)郑州黄河大水灾，据估计，150万人因此死亡，是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洪灾。

长期以来，一提起河南，人们想到的多是旱灾。

河南属北方，水资源量排名全国第18，只有全国的1/70。史书上有不少河南旱灾的记录，如“赤地千里，川竭井涸，百谷无成，野无寸草”“大饥，饥民食雁粪”等。确实，河南曾有“十年九旱”之说，但河南也是我国水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学者将我国划分为水灾Ⅰ区、水灾Ⅱ区、水灾Ⅲ区3个区域。河南属水灾Ⅰ区，与同在Ⅰ区的省相比，河南水灾覆盖面积大，年际波动小(即常发生水灾)。

随着地球变暖，我国气温正靠近“中世暖期”，即公元900-1300年，相当于宋元时期，而宋元恰是河南历史上水灾多发期。邓云特(即邓拓，我国灾荒史开山者)先生曾说：“两宋灾害之密，盖与唐代相若，其强度与广度则更过之。”

这意味着，未来仍可能出现极端的天气情况，应做好长期准备。

商代为何水患多?

人类自有文明起，便与水灾相伴。甲骨文“灾”字，即由横向或纵向三个(或四个)波浪构成。

陈梦家先生认为，古人为取水方便，多滨河而居，易受水灾困扰。不同文明均有大洪水传说，即为明证。殷商多次迁都，有“前八后五”之说(即商汤前迁了八次，从商汤到盘庚迁了五次)，就是为了躲避洪水(亦有学者持战争说、内讧说等)。

在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许多与水患相关，或卜雨，或卜“河(即黄河)害王”“河弗害王”。

殷人主要活动区域在河南。商汤初建的亳都(今洛阳偃师南)，后迁移至的嚣邑(今河南郑州)、相邑(今河南濮阳西)，都在河南界，均遭洪水冲击过。目前考古发现的、有水灾痕迹的商代遗址，45%在河南，多于山东(34%)、河北(13%)、湖北(5%)等。殷墟底层多黑色淤积土，即洪水留痕。

河南自商代便多水灾，原因有三：

一是殷商气温略高于今，降水也应略多。

二是河南年均降水量500-900毫米，仅为广东省的一半，但集中度高，6月-8月这3个月降雨相当于全年的65%-80%。黄河入河南后，支流猛增，一级支流即19条，干流、支流同时涨水，下游难应对。

三是黄河含沙量大，最多时年裹挟泥沙17亿吨，商代略好，约5亿吨/年，致黄河河南段两岸皆沙土，易溃堤。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提到黄河中下游：“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

汉武帝修堤只图眼前

战国中期前，黄河入海路线多变，水灾记录却很少。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先生认为：“以前的河北平原是一片榛莽，荒无聚落，黄河在这里改道对人类生活发生不了多大影响，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下游修堤后，黄河河道才稳定。当时人口少，河道留宽2000多米，故整个春秋战国，黄河自然决口仅3次，是两汉的1/6。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寒冷期，两汉是第二个温暖期。

我国气候受东南季风影响，它将海洋蒸腾形成的水蒸气带入内陆，形成降雨。降雨经河流，又回到海洋。气温上升必致降雨增加，河流难承载。

西汉前期，黄河几次决口，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瓠子(今河南濮阳县西南)、金堤(今山东、河南省界)等都曾破防。

为根治河患，汉武帝付出巨大努力，但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在关中，水利工程亦偏重关中。术士栾大建议“决河可塞”，汉武帝受惑，遂“以塞为主”，动辄征调十万民工修堤。汉武帝的蛮干只换来短期效益，此后几十年，黄河一度稳定，可堤越高，水位也越高。汉哀帝时，黄河水已高于平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则“河高出民屋”。

从秦到西汉，均“实关中”“戍边郡”，大量移民进入关中，为养活新增人口，只好将游牧区变成农耕区，农耕线向北最远移动超1000公里，水土流失严重。随着黄河泥沙量增加，河南水灾加剧，越到后期越明显。

西汉(225年)时，黄河共决口11次，最后71年竟达7次。

王景治河“千年无恙”

东汉时，汉明帝起用名臣王景治河。据学者段伟在《两汉水灾及政府的治河、赈恤措施》钩沉(本文多处引用该文，不再一一列出)，王景采取“河汴分流”，即让黄河、汴河各行其道，“筑堤、理渠”约两千里，用10万人，历时一年乃成。

该工程规模较西汉6次治河工程都大，花销亦惊人，“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王景取得空前成功，后人赞为“行之千年，迨唐、五代犹无河患，是禹后一大治”，遂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恙”之说。但从史料看，此后900多年共发生99次决溢，平均每10年一次。相对于历代，确属“安流”，但算不上根治。

王景占了两个大便宜。

其一，黄河在王莽时改道，新河道淤积需要一段时间，留出一段安全期。

其二，学者邹逸麟先生认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从东汉中后期起，游牧民纷纷进入中原，大量土地退耕还牧，生态环境有所改善。汉王朝崩溃后，中原近400年战争，人口锐减，北方长期被游牧民占据，河南即使有水灾，损失亦不大。

此时，我国恰好进入第二个寒冷期，黄河壶口年流量从610亿立方米锐减至360亿立方米，此后350年北方长期干旱，已无水可致灾。

宋代生态破坏日益严重

到了唐代，王景治河的红利终于吃完，又进入水灾高发期，安史之乱前已有170次，69.62%发生在关中，生态环境破坏是重要原因。

唐代长安城的面积是汉代的2.4倍，是古罗马城的7倍，以木建筑为主。据学者崔玲推算，仅宫殿建筑用材，至少需25.5平方公里的森林，整个长安城则需1530平方公里的森林，此时关中平原已无森林，只能去终南山砍伐，即“拥材为山，攒杵如林”。然而，长安人口增长速度，远超木材的再生能力。唐中后期，长安周边已无大木，只好去南方采伐。

据唐人记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草地、林地等都被开垦成农田。

北宋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是为应付西北战事，大量屯垦养兵，使西北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3%;二是宋代疆域小，为提高生产，鼓励围湖造田，仅黄河中下游即围出2200万顷。

南宋时，“豪宗大姓相继迭出，广包强占，无岁无之，陂湖之利，日朘月削，已亡几何，而所在围田则遍满矣”，黄河中下游分洪能力日渐脆弱。

上古时期，河南森林覆盖率是63%，南北朝降为25%-33%，唐代降到20%，北宋末只剩约14.2%。山东更惨，唐末便已降到1.3%。

据学者邱云飞统计，两宋320年，共发生628次水灾，平均0.51年一次。河南137次，排名第一，高于浙江(131次)、江苏(81次)等省。北宋168年间，黄河从澶州(濮阳市区西南)决溢竟达18次。

棚民入山 刀耕火种

宋代以后，河南灾情益重，且水旱交替。从14世纪到19世纪，600年间大旱100次、特大旱9次;大水灾124次，特大水灾9次。即六年一大旱、五年一大水;每代人(60年)都会赶上特大旱灾、特大水灾各一次。

蒙古攻开封时，扒开黄河，金国2年后即亡。元朝时，黄河几乎年年决口，1531年，为治理黄河，引发红巾军起义。10年后，元朝亦亡。

明代时，河南境内共发生水灾538次(时间距今较近，史料记载更详)，明孝宗在位18年，13年河南有大水灾。一是支流变道频繁，二是此时黄河上游已无森林，省内森林覆盖率也降到6.3%，“嵩、少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

即使如此，仍有大量棚民入山，刀耕火种。山地无主，随着美洲植物玉米传入中国，它生长期短，适合山地种植，以致嵩山周边“万垒千重，林深箐密，其中荛灰炭、砍木植、采木耳、刨药材之人，又皆棚居穴处”。

清代初期，河南森林覆盖率低至0.6%，成了“中州少山木，即嵩、岳二室，仅寺观中老树数十株而已。其连峰叠皆童也”。

清政府也曾治理，严禁河南省境内冶炼、开矿等业乱伐树木，但到嘉庆时，入山棚民仍多，“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

防灾害的担子不轻

清朝不禁棚民，因落入恶性循环中：人口增加—粮食不足—入山垦田—破坏环境—灾害加剧—粮食更不足。

据学者刘旭东钩沉，顺治十八年(1661)，河南人口仅91万余人，耕地3800万亩，人均41.76亩;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人口1600余万人，耕地7300余万亩，人均耕地4.56亩。

百年时间，河南人均土地大致只有当初的十分之一。新增土地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乾隆只好下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甚至提出“旧河淤垫处所俱成沃壤，是涸出之地，小民即可乘时耕种，毋庸复还故道”。

乾隆中后期，河南水灾严重，好在乾隆用人得当，且国力较强，清政府又对“截漕济民”态度开放，地方官员有时先截后奏。不过，清朝高度重视漕路安全，所以黄河水灾都在南岸，北岸堤坝稳固。

清政府高度重视河工，投入巨大，在沿岸配置了“河标”“河营”，赈济工作也比历代做得好，但未积极修复生态环境，水灾反而越来越严重。整个清代，河南境内发生较大及特大水灾62次，每4.4年便有一次。

随着河南森林覆盖率恢复到20%以上，黄河上游生态环境改善，河南水灾发生几率显著下降，但从宋元经验看，进入“中世暖期”后，年降水量相差可达数倍，每1.26年便发生一次水灾，与旱灾频率相当。既要防水，又要防旱，河南的担子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