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正午，闷热难当，朝阳区孙河康营小区南门，李大爷坐在树荫下纳凉。他的身边放着一小摞纸箱，这是他一上午的“战利品”。

在北京的每一个小区，都有“李大爷”，他们拉着小车、骑着自行车、三轮车，把废纸箱卖到回收站。回收站卖给更大一点的打包站，打包站送给纸箱厂。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据媒体报道，现在中国废纸市场，每年需求缺口高达400万吨。

需求缺口带来激烈竞争，一场在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展开的纸箱回收战已经打响。截至目前，游击队占领了90%以上的阵地 。

游击队▶▶▶

“泼点儿水，就能多卖钱”

李大爷短发花白、身着白色老头衫、手摇蒲扇。废纸箱是捡来的，忙碌了一上午，他满脸的汗。“一会儿卖了去，昨天一斤是一块二，今天不知道什么价。”

“每天遛弯顺手，现在快递多，纸箱也多。”他说，小区里有些老人喜欢翻垃圾箱，捡点瓶瓶罐罐，换点零花钱。废纸箱的价格不稳定，几天一变，甚至一天一变。

康营小区北侧有一处花卉市场，停车场常停着辆货车，车上堆满了纸箱——这就是一个简易的废品回收站，也是纸箱回收链条上的“游击队”。站主人不在，李大爷又拉着纸箱，往回走。“一会儿再来，他天天在，这会儿啊，估计出去收废品了。”

像这样的大爷，这样的废品站，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都存在。

朝阳区东坝康静里小区南侧，有一小片低矮的平房。这里有两个废品站，都用红色油漆在木板上写着“收废品”。一个大姐，一边将收上来的纸箱归拢，一边拎着水桶，往纸箱上泼水。“今天一块三(一斤)。”大姐回应了当天的纸箱回收价格，其余不愿多谈。

“泼水是为了多卖点钱。称重嘛，越重越值钱。”大强说话很直接。他和媳妇在丰台区马家堡某小区，做废品回收生意，已经超过二十年。二十年来，他们一直都是路边、露天、夫妻店模式运营，属于最典型的“游击队”。大强很直白，他说这一行利润微薄，挣得就是一点儿差价。“从居民手上收过来，再卖给打包站。一块三收，一块四五卖，就挣这一两毛钱。”废品收购，最常见的就是纸箱和塑料瓶。纸箱最近行情好，收购旺盛。

大强所在的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得不错，居民分类意识强，对能卖钱的可回收物尤其热情。小区曾经给大强准备了一个很漂亮的分类小屋，但效果并不好，大强又回到了路边。至今，他也不属于任何公司或者体系，完全自主经营。

几乎每个小区都有喜欢收纸箱的大爷。

打包站▶▶▶

“比起废品站，更喜欢居民的纸箱”

大强的纸箱，泼完水、捆绑好之后，就会卖给打包站。

小马曾经也经营着一个位于郊区的打包站，是大强的“下游”。打包站的位置时常换，小马已经不记得自己搬过多少次家，“平均三个月就搬一次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除了时常搬家，小马还要面对废品站送来纸箱的“水分”——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水分。

一般情况下，如果大强他们送来的纸箱，水泼得多，小马每公斤会扣五分钱。他更愿意直接收居民手里的纸箱，干净，不泼水，他也不扣钱。

“今年行情好的时候，纸箱到过两块钱一公斤。”但是，这个价格似乎比大强收废品的价格还低。小马笑着摇摇头，废品站的秤，普遍是“六两秤”，居民们卖的纸箱，会被克扣重量，“你卖给他们，钱要打六折，他们挣得就是这个”。

虽然行情不错，小马依然觉得生意不好做。他的下游，是纸厂，纸厂虽然面临纸源缺口，但对下游来纸，卡得很严。“纸箱如果水多，纸厂直接退货，不要了。”

于是，小马加入了一个正规的回收企业，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最主要是稳定，收上来的纸箱干净，纸厂喜欢，我的收入就稳定。”

在分拣中心，纸箱打包完毕变成黄板纸原料。

正规军▶▶▶

“我们的规模不到从业者的1%”

在昌平区东营村附近，是北京爱分类环境公司，属于纸箱回收战里的“正规军”。

公司总经理徐源鸿，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高材生，自称是“废二代”，因为他父亲就是做旧货市场起家。如今“爱分类”打通了废品回收的大半个链条，从上门收集，到精细分拣与处理，最后分类销往原料工厂。

在车间里，巨大的流水线机器，利用人工和智能设备相结合的方式，把纸箱、塑料瓶等废品，全部变成了代加工的原料。“纸箱，就是我们行业里说的黄板纸，送到纸厂后，会制桨重新做成纸产品。”

黄板纸市场缺口大，与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相关。原先，中国的废纸原材料，三分之一来自海外。2017年开始，我国加强了对“洋垃圾”的管理。2020年1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共同发布了《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并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进口废纸退出历史舞台，让2020年我国废纸缺口达到450万吨，预计今年缺口也会达到400万吨以上。市场前景广阔，但从业者却以“游击队”为主体。

现有的游击链条，由拾荒者、三轮车、废品站、集散市场等组成，大约四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要“吃一口”利润，造成链条长、效率低。

而正规链条，由居民利用手机APP下单，专职回收员上门，再到分类工厂车间，链条短、效率高。

但即便这样，在成本上游击队还是比正规军有优势。徐源鸿粗略估算，北京提供上门回收废品服务的正规专职人员，只占所有废品回收从业者的1%不到。

再利用▶▶▶

“垃圾分类是垃圾的革命”

纸箱回收战只是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中一个缩影。在这个战场，游击队采用夫妻店的模式，在露天场所，以最低的成本，换来了绝对优势的市场占有率。

“现实就是，游击队成本越低，收入越高，所以大家经常看到的废品站，就是脏乱差的露天市场。”徐源鸿说，“爱分类”的运营成本中，六七成是人力成本。公司管理团队需要高水准人才。而在一线，上门收废品的工作，也需要开出与快递员、外卖员不相上下的工资。“北京上门服务的市场价是多少，我们就得开多少，不然招不到人。”

正规军的优势在于专业。对居民，上门服务、足斤足两。“爱分类”的奖励金是每公斤0.8元。看起来比废品站收纸箱便宜，但他们是所有可回收物的打包价，一些废品站不要的玻璃瓶、光盘、纺织品，他们也一样要。

“我们以垃圾减量与资源化利用为主，而不是纯市场行为，还承担着一些兜底责任。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只要掌握了技术，再达到一定的量，垃圾就成了资源。”徐源鸿说，一个、两个玻璃瓶没人收，但是一吨玻璃瓶就是资源。泡沫、纺织品等，同理。

在“爱分类”覆盖的小区，居民的分类习惯越来越好，随之产生的影响，这些小区的废品站也几乎绝迹了。

“现在，北京市民普遍会把纸箱、塑料瓶这样的高价值可回收物分类出来。更细致的分类习惯，可能需要一代人慢慢培养，但目前看，前景还是光明的。”徐源鸿一直以来的观点——垃圾分类的源头在家庭。居民在家里分类得越清楚，被回收利用的垃圾就越多，被当成废物烧掉的垃圾就越少。进一步，在小区里翻垃圾箱的人，越来越少，小区周边的回收游击队，也越来越少。

未来，徐源鸿设想中，“爱分类”这样的正规回收企业，可以覆盖整个垃圾回收链条。从上门回收，到精细分拣，再到再生产品的循环利用，整个流程更加顺滑、高效，城市环境更加洁净、美好。“垃圾分类是垃圾的革命，是未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环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原标题：纸箱回收打响垃圾分类第一枪暗战：正规军vs游击队)

(记者 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