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将她的父亲、哥哥告上了法庭，她认为家里拆迁所分四套房子中里有自己和母亲的部分，父亲和哥哥应该还给她。这个诉求的背后，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孩对“家庭财产归儿子”的村庄传统的抗争，也是为另一位家庭女性——李丽的母亲长年的隐忍、痛苦和挣扎寻一个说法。

记者|王珊

摄影|吴皓

母亲的遗嘱

如果不是因为李丽和父亲李铭、哥哥李飞打官司的事闹得人尽皆知，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贾村的村民可能早就忘了张秀菊这个人，她是李铭的老婆、李飞的继母、李丽的母亲。对于生活在贾村这片快速变迁土地上的人来说，生活里有太多的变化需要迎接、适应、对待，这个时候再去谈论一个已经去世两年多的逝者，不论是谁，总是有些不合时宜的。

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贾村的变化并不为过。

眼前的这个地方已经很难用“村庄”二字来形容。李丽告诉我，原来的贾村根据姓氏分为李家街、崔家街、张家街、赵家街四片区域。每条街都有一条主要的干道，两边则是纵横的小道，延伸到每一户人家。他们家在村子的东北角，二层小楼带一个院子，典型的农村小院。院子里有母亲张秀菊种的一棵石榴树，树长得弱小，直到房子拆了也没吃上石榴。村里则有学校、馍房、自来水塔，还有信用社、卫生院，村民的日常所需都能在村庄里解决。如今这些都没了踪影。

眼前的贾村已经是城市小区的模样，有A、B两个小区，A区在2016年建成，B区去年7月才交房。小区累计15栋楼，每栋楼有33层高，楼与楼之间的地面上是错落有致的景观树，因为移栽日子短，树木还不够茂盛。如果家里的关系没有闹掰，如果张秀菊还未去世，按照生活最正常的步调，去年她会跟丈夫、儿子一家搬进B区，每日从立着“贾村新村”的小区大门进进出出，出了小区大门、过了马路就是菜市场，还有个小超市，买些日常所需物品也算方便。

张秀菊1987年嫁到贾村，在这里生活了30年，但现在，跟李丽聊到母亲的人越来越少，“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从生命里消失了”。

这些都只是如果。事实是，自从2017年12月张秀菊去世后，李丽已经很难在原来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找到母亲生活的痕迹，它们都随着拆迁和新生活的到来消失不见了。李丽伤感中夹杂着怨念。她的五官和脸形长得像父亲，身形却随母亲，上半身偏瘦，下半身细细长长，以前她经常跟母亲比身高，“其实我们一样高，都是1.65米”。

家里饭桌上的菜品几乎都来自张秀菊的勤劳：谁家菜地里多了新品种，她就去移一些过来。

李丽试图通过回忆、聊天让母亲的形象更加清晰一些。她告诉我，张秀菊喜欢拍照，喜欢旅游，最喜欢种菜——2012年之前村里的土地就被征走了，每家每户只剩几分自留地，这是张秀菊的宝贝，她种茄子、豆角、西红柿、黄瓜、小油菜、油麦菜，还有芸豆、葱、蒜，冬天吃的大白菜也是她种的。这些菜，她从来不上化肥、农药，早上晚上下地捉虫，还去村里的养殖场拉鸵鸟粪，给菜地增肥。

她已经和这个家庭决裂，双方之间唯一的联系是一场官司。

张秀菊去世后，李丽很少回贾村，上一次来还是过年到村里为逝者设置的纪念堂里祭拜母亲，她没有进家门。2019年4月，李丽到法院起诉了父亲和哥哥，诉求是获得家里拆迁所分四套房子中自己和母亲的部分。李丽起诉的依据是自己作为家庭中的一员，户口没有迁走，应该享有拆迁协议中的补偿安置。

重病后，丈夫及养子(继子)对她不管不问，全靠女儿一人照顾。

另外，她还有母亲留下的一份遗嘱：我去世后，我的全部遗产，包括属于我个人的所有的、共同财产中我个人应享有的份额、未分割财产中我应享有的份额，以及我应享有的其他权益，均由女儿李丽一人继承。立遗嘱的日期是2017年10月。在这份遗嘱上，张秀菊给出了立遗嘱的原因：

对拆迁的渴盼

不合是因为对拆迁安置房的分配意见不一致。

张秀菊是在2017年4月查出患胰腺癌中末期的。那时她已由于跟丈夫、继子意见不合离家出走，借住在亲戚的房子里。贾村位于石家庄市的东南角，靠近南二环，是石家庄有名的城中村。从2008年开始，石家庄市政府提出“三年大变样”的城中村拆迁改造计划：3年内旧城改造拆除建筑230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拆除建筑334万平方米。城市格局往外扩张，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石家庄要变成“石家城”。有着1800多户、人口8000多人的贾村的改造得益于这一政策的延续。

对于贾村的村民来说，这是盼望已久的事情。

贾村的改造计划直到2014年才启动。当年，贾村村委会公布了《贾村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按照协议，贾村每家以户为单位补偿360平方米的房屋。除此之外，村民还会获得地上房屋的补偿款、搬迁费和村民租房时的过渡费。

一位贾村村民告诉我，2012年以前因为城市道路和公共设施建设的需要，村里的耕地被征走，之后村里人多靠外出打工或者去周边的工厂干活为生，收入并不多。好在贾村离市区近，只有8公里，又紧挨着客运站，许多人务工或者做生意会在贾村租房子。一份当时印发的《贾村城中村改造专刊》里提到，当时贾村人口有4000人左右，流动人口却有1万多人，人车拥挤、街道狭窄，居住环境脏乱差。

李丽记得，2009年她读大学以后，家里的二楼就被隔成了四个房间，租给了别人，每间每月200元，可以贴补家用。除此之外，家里能数得着的收入就是母亲的工资了。她在村里上班，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0元。父亲李铭原来是瓦工，每天的工资是30元。2008年之后，因为胃穿孔，他很少出去干活了。

李丽说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巴，自己小时候的衣服都是亲戚家的姐姐穿剩下的。母亲也很俭省，她有一条半袖连衣裙，上半身有黑色的蕾丝花，有内衬，下面则是白色的裙子，价格100元出头，她只有在见人或者上班时才穿。“那件裙子她很爱惜，每次脱下来，都要用衣架撑好，再挂起来。”李丽说。

无论是从改善居住环境，还是生活困窘的角度来看，张秀菊一家对拆迁的渴望都是更加强烈的。

尤其是张秀菊，她儿时的发小住在别的村，2011年就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回迁楼。张秀菊去串过门，回来给李丽描述过她看到的景象，言语中充满了羡慕。“我们村没拆迁前一直是自采暖，就是自己烧锅炉，有时候为了省煤，还会往里面塞柴火。房间的密封性不够好，即使暖气很热了，家里也要穿棉袄。母亲说拆迁之后就能住进暖和的屋子。而且家里的底子在这里，怎么收拾也不会干净，等搬进了高层，就能丢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李丽说。

从2014年开始，对于这些即将到手的房产和钱款，张秀菊的意见是将这些东西放在她跟丈夫李铭的名下，等他们百年后再给儿子。除此之外，因为家里的宅基地比别人家的多出两间房，她希望村里能够多补给她一套房子，给已经出嫁的李丽。

这些做法，都是出于对自己日后养老的考虑：儿子毕竟不是亲生的，万一哪天李铭先离世，她该怎么办?

同村和周边村又不是没有先例——有一对父母，将四套房子全给了两个儿子，还出钱帮他们装修。房子装好后，大儿子家以父母偏心弟弟为由，不愿意他们搬进来;小儿子因意外去世，儿媳妇则认为不应该自己管他们。最后，两个老人只能寄住在亲戚的房子里，老无所依。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和张秀菊同年龄段的为人父母者，大都将拆迁所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贾村一位村民告诉我，对于像张秀菊这样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村里大多数人的做法是，老两口将房子留下两套，另外两套给儿子和媳妇。家庭成员彼此之间默认的是，等老人百年之后，剩下的财产再归儿子所有。“儿子是亲生的，但媳妇不是，以后的变化谁都说不清楚。”这样看来，张秀菊的要求也不为过。

在农村的乡俗民规里，户主由老子变成儿子，这意味着李铭让出了一家之主的地位，这个家任何独立的权益，以后都由儿子做主，他将一手决定村里拆迁分配的四套房子，累计360平方米的使用权。

李铭和儿子却不同意。2016年，在张秀菊不知情的状况下，李铭将家里的户主变更为儿子李飞的名字，并由他代替这个家庭签署了拆迁协议。

求助

哥哥李飞签署拆迁协议后，李丽觉得母亲变得情绪化了。她在李丽面前一次次表达为整个家庭的付出和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李丽说，结婚后，自己周末下班都会回父母家，每次晚上吃完饭她都会和母亲去遛弯，那时候只要一走出家里的大门，母亲就会变得激动，她的两只手在空中比画着，被委屈和愤怒所包裹。

张秀菊在村里做了20多年的工作，村里传话说，如果再不签字，工作就不能干了。李丽记得母亲的决心，“工作不要了也行，干一天算一天”。

李丽能够理解母亲的心情。“她觉得自己尽力想为家里多争点东西，却被家里人背叛了。”李丽说，在村里拆迁政策下来后，作为村干部的母亲和其他人一起在第一时间就被组织起来开会，要求他们起到积极带头作用。不过，因为对房屋分配面积的不满，张秀菊一家的拆迁一直拖到2016年，成了“钉子户”。家里后来养了两条大狗，又凶又大，就是为了防止有人闯进家里强拆。

但这些都只能算是催化剂，李丽知道，母亲这些情绪激动的表达背后，是长年压抑、痛苦的最终爆发，它源于父亲对她的暴力。

李丽说，从小她就知道父亲打母亲。出手很多时候是没有原因的。他喜欢喝酒，一天两顿，只要喝醉了，就会叫母亲过去。李丽的卧室跟父母就隔了一道门，里面随后就会传来摔东西、吵架、碰撞的声音。李丽对此最深的记忆是上小学时，父母打架之后，母亲半夜出去了。她爬到二楼往外面望，但看不到母亲的身影，就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母亲回来了，给她带了一个煎饼。

那时，作为一个小孩，李丽一方面觉得自己不应该去管父母的事情;另一方面，她怕父亲。

一直到现在李丽都记得，小时候哥哥李飞因为偷了家里的20块钱，被李铭吊起来打。当时她只有几岁。父亲倒是没打过她，但给她立的规矩却不少。比如用筷子的方式不对，父亲会用筷子敲她;逢年过节待客，李丽夹菜只能夹面前的菜，够不着不能站起来;给别人倒酒要倒满，倒茶要倒八分满，壶嘴不能朝向人，做错了则会被当场数落。

只要他一瞪眼，你就会制止自己的行为，这好像变成了一种默认行为，什么都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做。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暴力的代表。我爸是家里氛围的主导者，他开心，全家就开心，他不高兴，全家就冷了。

“小时候一到过节，父亲这边的大家庭就会组织聚会，大人们在一起喝酒，喝多时，别家的女儿都敢教训自己的老爸少喝点，我就没有这个胆子。我在家里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就能说的。我说什么话都会斟酌着说。”李丽告诉我，父亲的眼睛就是她的信号塔。“一旦我做错了什么事，父亲就会瞪眼，眼睛又凶又大。”

李丽猜，这些在张秀菊看来，或许都是她自立和可依赖的表现。

母亲张秀菊开始跟李丽提起丈夫李铭的家暴是在2009年之后。李丽那一年读大学，闲暇的时候，她已经能够做兼职打工赚钱了。李丽发现她和母亲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最早时母亲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会寻求她的意见，比如买东西会让她把把关，她手上的镯子就是她们一起挑的。母亲种花，想要弄些新的品种，也会让李丽先看看哪些好看。赚钱多一点后，李丽还给母亲买了手机，给家里换了电视。

然而，家暴的次数多了以后，不知道是疲了，还是觉得爱莫能助，舅舅们不再愿意掺和进来。

对丈夫常年的家暴，张秀菊之前也求助过。她找过娘家的兄弟。起初，李丽的几个舅舅也很气愤，有几次他们还带着人到家里来警告父亲李铭。“劝这个不听，劝那个也不听，不管了。”李丽的一个舅舅告诉我。

所以，当母亲跟李丽开启关于家暴的话题时，李丽明白，母亲是没有人可以诉说了。

偶尔，张秀菊也跟关系好的同事讲，但无一例外，大家都劝她再忍忍，有的人还会说：“毕竟已经忍了这么多年。”

李丽读大二时，母亲又挨了打，寒假时李丽回到家还能看到母亲脸上的青色伤痕。在听了母亲的倾诉后，李丽决定为母亲主持公道，她下了很大的决心。晚饭后，她要求父亲、哥哥、母亲留下来。李丽并没有觉得发言很难，她只是在母亲以往陈述的基础上整理了思路。她记得有一句话是对父亲说的：“以后，不能这样了。”话音刚落，哥哥就接过了话头，开始谈家里财权的问题，话题就这么转移了。

后来李丽想，她的这次行为不仅没有解救母亲，而且还将她公开放到了哥哥和父亲的对立面，反而将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激化了。

对于这次不成功的谈话，李丽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母亲和李丽坐在一起，哥哥和父亲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张秀菊后来的痛苦从她留下的照片上都能看出来。年轻的张秀菊是爱笑的，她长着一张多肉的脸，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脸上的表情轻松自在。这样的笑脸出现在城墙边、动物园里、盛开的花朵前。

起诉

贾村有个规矩，当去世的人被抬进殡仪馆时，遇到门槛，亲人们就要高喊逝者名字，提醒逝者“看着点，别撞到了”。李丽说，当耳边此起彼伏的声音响起时，她依然觉得母亲还在，只是躺在那里，“你们当她是小孩吗?怎么可能被绊到”。但当母亲被推进火化炉的那一刻，李丽放声大哭：“我才知道我妈要走了，不在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妈妈了。”

婚后发现家庭暴力，多次打骂，因是村里人怕被嘲笑，一忍再忍实在忍不下去了。

母亲去世后，李丽收拾她的遗物，翻到了很多有着母亲字迹的A4纸，上面全是母亲抄录的与离婚和家庭暴力有关的法律条文。李丽将这些拿给我看。其中一条写着：“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众多受害人生活在痛苦、愤怒和恐惧之中。”这些纸张中，还有张秀菊草拟的离婚起诉状，在离婚理由一项中，张秀菊写道：

收拾母亲的遗物时，李丽的内心充满了自责。这种自责源于她和母亲的比较。

这些内容写于2016年下半年。李丽说，在跟父亲又一次发生冲突后，母亲张秀菊离家去了北京。她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清闲时就去图书馆查文献，满心都是离婚的想法。

李丽说，她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试图逃离这个家庭留给她的印记。

比如谈恋爱，父亲沉默、脾气拧，她喜欢开朗一点、善于沟通、不钻牛角尖的性格;母亲出去玩，父亲阻止，她希望另一半给她足够的自由，她想出去玩就能出去玩;她交往的男性，首先要看的就是家庭是否和睦……

“我能够选择，母亲却退无可退。”不管是亲人、朋友乃至她自己，从来没有人跟母亲张秀菊提过“离婚”这样的字眼。虽然他们的身边，离婚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很多年轻人结了离，离了又结。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对于50多岁的张秀菊来说，忍耐是比离开更好的选择，不管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日后的养老。

张秀菊却是不愿意的，她说“自己一直过不了这个坎”。“如果当时我已经独立有工作，能多赚点钱，能够支撑她，她的心情能好点，也许就不会生病了。”李丽想到小时候母亲的那次离家出走。

李丽觉得这个结果不公平：拆迁协议是在母亲去世前签的，拆迁所得按户下发，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享有权益，凭什么母亲为这个家庭付出一辈子，却得不到房子。

李丽最初将父亲和哥哥告上法庭，争一套房子，是为母亲感到愤慨，也是完成母亲想要拥有一个“小窝”的遗愿。然而一审败诉了，二审也败诉了。法院的两次判决都说应该尊重乡俗民约。法院认为，回迁房属于福利补偿措施，张秀菊已经去世，不能享受这种福利，而李丽婚后另居，回迁安置房也不涉及她的利益。

她觉得在农村，如果她作为一个女性，和男性一样能够单独立户，那么她就能申请宅基地，这样拆迁的权益就该有她的份额。而如果母亲在年轻时享有这样的权益，她就不会在跟父亲争吵后无家可归。

二审结束后，她又提起上诉，2020年的一审、二审重审的开庭结果还是判她败诉。

反对的人认为她作为一个女儿，去跟父亲和哥哥争家里的财产，是没见过的事情，不应该。

李丽不断地阐释她的这个逻辑。她在讲话时经常将“女性”“权利”“不平等”这样的字眼挂在嘴边，她太需要获得自我认同了。自从她将父亲和哥哥告上法庭后，有人支持他，但更多的人反对。

2019年年中，李丽抑郁了。一部分原因是官司进展不顺，另一部分原因则来自她对自己婚姻的审视。丈夫张宁结婚后很少做家务。李丽跟他吵，她担心，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就会变成母亲的样子，什么都得干，一辈子辛苦劳累;张宁则会变成李铭，对她指手画脚。

那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被放在火架上烤，生活里的一点细枝末节都能在她这里迅速生根发芽，长成巨大的恐惧。

两人最终于2019年办理了离婚。状态不好时，李丽写过很多次遗嘱，就在手机上，按着当时母亲写给她的格式。刚开始，遗嘱里会详细说明遗产对于丈夫和孩子怎么分配，后来离了婚，她就更新，将自己的财产全部留给女儿。这其中，也包括那套她还没有从父亲、哥哥那里争到的房子。

“我当时觉得母亲之前是被困在了原来的环境里，所以走不出去，现在环境改变了，不被有父亲、哥哥的生活包围着，她的状态也好了。”

李丽总会想到母亲离家出走去北京打工时，她去看母亲的那几天。母亲住的是集体宿舍，上下铺，母亲住下铺。李丽觉得母亲的状态比以前好了许多，最明显的变化是母亲的聊天话题已经不再是控诉父亲的暴力。她会带李丽去买栗子，会讲稻香村的糕点太甜了，会讲自己每天就是擦擦楼梯扶手，干活不累。张秀菊还买了一件轻薄的羽绒服，两三百块钱，她夸赞衣服“又轻又薄又暖和”，这是以前她不舍得买的。

这是李丽的记忆中，母亲张秀菊为数不多的开心的日子。

(文中李铭、李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