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我什么时候能上学?”这是9岁的张天贝(化名)近两年最常问的问题。张桂贞每次都哄他，“快了，快了。”看到天贝嘟着嘴抱怨“别人都能上学，就我不能”时，66岁的张桂贞只能偷偷地抹眼泪。

2014年，张天贝的亲生母亲李婷(化名)因贩毒被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派出所刑拘，当时两岁多的孩子无人照管，李婷提出由时任男友的母亲张桂贞抚养。张桂贞给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起名“天贝”，寓意“老天养的宝贝”，并冠上了自己的姓氏。

6年多过去，从嗷嗷待哺的婴孩，到跌跌撞撞地走路，嗲声嗲气地喊着“奶奶、奶奶扶”，再到能满天满地乱跑，张天贝长大了。每天早上六点，一只小手准时伸进张桂贞的被窝，摇着她起床。

烦恼也随之而来。作为张桂贞儿子前任女友留下的孩子，天贝身份尴尬，家中争吵不断;由于生父成谜，生母不配合，天贝无法上户口，成了“黑户”，至今也没能上学。这也是困扰这对“临时”祖孙的燃眉之急。

今年年初，事情有了转机。1月4日，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分局与李婷取得联系，她承诺等疫情过后来协助天贝落户。但落户之后，天贝何去何从，依然是困扰张桂贞的一道难题。

“这就是我的家”

1月17日一大早，张桂贞家爆发了一场争吵，起因依旧是“要把张天贝送去哪里?”为了这件事，张家每隔几个月总得乱哄哄地闹上一阵子。

儿子张佑明(化名)皱着眉头，焦躁地来回踱步、吸烟，他埋怨张桂贞，“妈，你知不知道，就为这个孩子，这些年我都抬不起头来。”张桂贞埋头洗碗，叹气说，“都怪我，都怪我心软。”

9岁的张天贝躲在卧室里玩小汽车，外面的声音带着刺传进来，但他像是没听见一样。

一辆黑色轿车开进院子，是张桂贞的前夫张国林(化名)。二人早在20多年前就离婚，但有事时张国林常回来照管。

他听说家中又因为天贝的事情吵了起来，不由分说冲进卧室，拽着天贝的手往外拖，喊着“我今天必须把你送走”，天贝手里的小汽车也被甩了出去。

这个9岁的孩子吓了一跳，他拼命挣脱跑开，“扑通”一声给张国林跪下了，不停哭着磕头，身上也跟着发抖，“求求你们了，我不走，我听话，我再也不闯祸了，求求你们别把我送走。”

天贝身材敦实，长了一张小圆脸，正在换的乳牙参差不齐，脸颊上两团红，那是每天在外面疯玩儿，被风吹出来的。

平时，来串门儿的邻居喜欢敲着天贝圆鼓鼓的小肚子，逗问“又吃什么好东西了?”天贝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眼睛眯成两条线。然而，此时，一双眼睛已哭得通红。

小的哭，老的也哭。张桂贞趴在炕沿上哭得直不起身。她问前夫，“你要是找好了人家就把他带走，现在没人要他，你把他扔山上还是扔河里?”张国林气冲冲地离开了。

看见“恶人”走了，天贝从地上爬起来，钻进张桂贞怀里，用蹭得黑乎乎的小手帮她擦泪。几分钟后，屋里安静了，他又重新拿起玩具小汽车，躲回墙角深处。

这些年，类似的争吵发生过多次。张家人、邻里都不避讳着天贝有关“妈妈”、“送走”的话题。一开始他听不懂，在一旁学着说：“妈妈去哪儿了?”后来听得多了，只要一听别人提起这话，就仰起小圆脸大喊：“我没有妈妈，我只有奶奶!”

记者采访期间，有邻居和张桂贞闲聊孩子将来的去处。天贝咧开嘴，佯装大哭，“我不走，这就是我的家!”张桂贞把他拉到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天贝立刻收起表情，笑嘻嘻地黏住张桂贞撒娇。

过早知晓身世，让他比同龄孩子更懂察言观色。每次张国林回来，一见黑色小轿车进院子，天贝会立刻把玩具收拾好，坐回炕上，安静地等人进屋。他还不大懂离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管张桂贞叫“奶奶”，管张国林叫“姥爷”。天贝悄悄告诉记者，他有些怕姥爷，因为“姥爷很凶”，但奶奶会护着他。

张桂贞的女儿女婿，则是他口中的“爸爸妈妈”。天贝刚会说话时，张桂贞让他喊叔叔阿姨，后来天贝自己喊起了爸爸妈妈，时间长了，女儿女婿也就默许了，叫的时候也都答应。

天贝喜欢晚上，因为“爸爸妈妈”会过来吃晚饭，唠些家常，他也能搭句话。而漫长的白天，张桂贞忙着干农活儿，同龄孩子都去上学了，他只能一个人在村里乱跑，和家里的两只小狗玩儿，和电视里的卡通小人对话。

有一次，张桂贞见到天贝将几个塑料小人围成一圈过家家，分别是“爸爸、妈妈、孩子”，还开出一辆塑料小车接它们去旅游。她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甜蜜的负担

张桂贞家在旅顺口区寺沟村。在村里打听“收养小孩那户人家”，大家都会指向一栋灰粉色的二层小楼。这是张家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

平日，一老一小住在这里，有时女儿女婿晚上会来吃饭。儿子儿媳住在镇上，来得比较少。外间的厨房略显昏暗，两只小狗在地上跑来跑去，冬天屋子冷，全靠炉灶烧炕取暖，墙壁已被炉火熏黑。里间的卧室被张桂贞收拾得干净、明亮，屋里的衣柜、桌子是前两年儿子家装修换下来的，地上铺了一层泡沫垫子，方便天贝光脚在地上玩耍。

老屋旁有块不大的菜地，张桂贞会种点土豆、大葱和白菜，省点买菜钱。

寺沟村村支书洛家进介绍，张桂贞家在村里四百多户人家中条件一般，张桂贞没交过社保，年纪大了又无法出去打工，村里给她申请了失地农民的安置保障，“四五年前，每月能有三百块补助，这两年涨到了八九百，平日里还是靠儿女帮衬。”

7年前，就是在这栋老房子里，张桂贞迎来了天贝。

2014年9月，旅顺口区水师营派出所副所长苏莹接到李婷和张桂贞之子张佑明涉嫌吸毒的线索，将二人抓获。当时二人处于同居状态。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14年9月11日，张佑明因吸毒被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口分局行政拘留五日，此后又两次因吸毒被行政拘留。李婷的判决书并未公开显示，苏莹记得“她因贩毒被判了两年”。

苏莹回忆，被刑拘后，李婷提出自己有个非婚生育的2岁多的孩子，已经在张桂贞家生活了几个月，生父不知道有他的存在，也无法配合抚养，希望张桂贞能继续帮忙照管孩子。

“正常情况下，刑拘人员会将未成年子女委托他人照顾，委托行为由双方达成，派出所不会参与。没有人照顾的孩子，派出所会按程序送去福利院等机构。”苏莹解释。

于是，苏莹联系张桂贞带着孩子来到派出所，本着双方自愿达成委托的原则，让张桂贞继续照顾孩子。“我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平白无故把孩子放到别人家。”

张桂贞还记得，小时候的天贝“特别瘦小，走路都不稳，经常摔跟头”。而且频繁生病，肠炎、胃炎都闹过，经常半夜疼得睡不了觉。

一次给孩子看病时，旅顺口区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张桂贞，天贝出生后可能都没打过疫苗，“体质比其他小孩差很多，不好养。”

当时，张桂贞的收入只有每月300元失地补助，但天贝一个月喝奶粉就要一两百块钱，看病也要花钱，再加上买衣服、营养品，让她难以负担。

张桂贞的子女都在镇上打些零工，收入不稳定，但女儿和儿媳也经常照顾天贝。到了换季，去年的衣服小了，她们会记得提前买好新衣服。但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她们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

为了照顾好天贝，张桂贞只好跟做生意的前夫开口。张国林虽然脾气冲，却没拒绝过给孩子掏钱，张桂贞一开口，他总会给个两三千元，“他也没办法啊，那么小的孩子，总不能扔了。”

钱大半花在了天贝身上，张桂贞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总穿着一件蓝色碎花棉袄屋里屋外忙活，外面脏了就翻过来穿里面，这样一件棉袄能穿上半个冬天。

虽说苦恼，但天贝也给张桂贞带来了很多快乐。

张桂贞离了婚，儿女各自成家，她一个人住在老房里，日子静得能听见钟表转动的声音。天贝的到来让生活顿时热闹了起来，两岁多的天贝走起路来，两条腿还颤颤巍巍的，她在屋里做家务，天贝就跟在她脚边转，摔倒了也不哭，躺在地上嗲声嗲气地叫着“奶奶、奶奶扶”。

天贝三岁时彻底断奶，她怕孩子缺钙，特意买虾蒸软喂给天贝。天贝会把勺子推到她嘴边，示意让她也吃。再长大点，天贝学会了捣乱，跟着她下地种菜时，她刚挖出个小坑，天贝就一脚踩实，她装作要打人，小捣蛋鬼立刻嬉笑着躲开了。

天贝刚到张家时没有大名，只有个小名“闯闯”。从派出所正式抱回孩子那天，张桂贞想了好久，最后决定给他起名“天贝”，寓意“老天养的宝贝”，并冠上了自己的姓氏。

送不走的孩子

这几年，张桂贞明显觉得自己老了。

虽然手脚还算麻利，不用儿女伺候，但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走路只能慢悠悠的，因为“走快了，心跟着突突跳”。偶尔照照镜子，脸上遍布的皱纹，眼角耷拉的眼皮，树皮般粗糙的手背都在提醒她，自己已经快70岁了。

与她的衰老同时发生的，是天贝像吸饱了雨水的小秧苗一样，一天蹿一个样儿。9岁的他，个子长到了1米3，跑得飞快，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的张桂贞愈发觉得，靠她一个老太太，很难把这孩子照顾周全了。

有一次，村里的小孩儿让天贝去房顶上捡球，他困在上面下不来，被拍手取笑。最后是张桂贞哄着小孩儿去搬梯子，才让天贝爬了下来。

这件事让她难受了很久，“孩子没有爹妈，谁都能欺负。”有人劝她把孩子送福利院，但她又不忍心，只是盼着孩子妈妈哪天能回来，把天贝接走抚养。

2017年秋天，天贝5岁时，服刑完毕的李婷出现了。当时张桂贞正在地里干农活儿，看到一个干瘦的身影走过来，好半天才认出来。

李婷没提自己的现状，也没说自己的打算，只说“想在这儿住两天，看看孩子”。

张桂贞记得，刚见到妈妈的天贝还怯生生的，只管盯着看，张桂贞让他叫“妈妈”，天贝没叫，但突然伸出小手，去拉了拉李婷。没过一会儿，天贝就和这个“陌生的女人”玩熟了，摸摸她手，摸摸她衣服，还带她去看家里养的两只小狗。

“别看天贝整天说自己没有妈妈，李婷在的时候，他每天早早起来缠着李婷，还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张桂贞看着很是心酸。

但李婷似乎还没想好如何安排，她推说有些事要先去处理，过一阵再回来接孩子。她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了月历上，承诺天贝，“妈妈过一阵就来接你。”

她在一个大清早离开了，等天贝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妈妈呢?”张桂贞指指月历上的电话号码，天贝噘起嘴，神情失落。

一等就是两个星期，天贝每天都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于是，他们给李婷打去电话，得到“过两天就来”的承诺后，又等了几天，电话就成了空号。

如今提起这事，张桂贞还十分恼火，“你就说你养不了，孩子放我这儿，我也认了，怎么能骗孩子呢?”

后来，张桂贞辗转打听到李婷的老家，在辽宁省朝阳市某村庄，她把孩子的衣服、日用品装了一大包，带着天贝出发去找李婷。

一路打听着，左绕右绕，一老一小找到了李婷家。敲开房门，屋里只有李婷母亲和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女孩，一问才知，那是李婷的另一个女儿。

看着和自己家里一样简陋的环境，张桂贞狠狠心，将天贝留在了姥姥家。听说在这儿能等到妈妈，天贝没有哭，张桂贞再三嘱咐“要听姥姥话，不能淘气”。天贝点点头，没有问她什么时候接他回家。这让张桂贞有点心酸，她转身离开了。

没想到两三天后，姥姥带着天贝找了回来，向张桂贞哭诉实在养不起，“我这儿还有一个孩子呢”。张桂贞看着天贝圆乎乎的笑脸，心一下子软了，便又将孩子留了下来。

从那以后，李婷和李家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时隔三年多，听张桂贞讲起这段经历，天贝似乎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他歪着脑袋问，“奶奶说什么呢?我有妈妈吗?”

落不了的户口

天贝再次被送回张桂贞身边后，张家的氛围有些紧张。儿媳有时会直接质问，“这孩子到底怎么办?”张桂贞不知道如何回答。

然而，让张桂贞最烦心的不是这些家庭矛盾，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天贝的户口。

天贝被送来时尚未上户口，张桂贞和孩子非亲非故，自然无法给他落户。她称自己这些年来多次找过寺沟村村委会、水师营派出所，得到的回复都是“由于孩子亲生母亲不在，无法落户”。

但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分局宣传部主任常英志表示，2020年12月25日之前，旅顺分局从未接到张桂贞给孩子落户口的诉求。“我问过户籍大厅的人，之前从没有人反映过这个情况，不然工作人员早就介入了。”

水师营派出所的一名王姓副所长回忆，2019年10月，民警入户走访活动中，她曾与张国林见过一面，“当时他问我孩子母亲不在身边，是不是没法落户，我就从落户政策方面做了解答，需要父亲或母亲带着出生证明和户口簿来落户，后续他也没再来找过我。”

新京报记者查阅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显示，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口人员，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2018年春天，6岁的天贝该上小学了，户口一下子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寺沟小学方面表示，“没有户口肯定上不了学”。时任寺沟村治保主任的洛家进也帮着去跟学校协商过，但未果，“没办法，没户口就是没法上学。”

对于无户口儿童无法上学的说法，律师王颖玉表示，没有户口的孩子也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但由于上小学需要办理学籍，没有户口就无法办理学籍，因此没有户口的情况可找公安机关开具户口正在办理中的证明。”王颖玉表示。

到底有没有找过公安机关，双方各执一词，但天贝始终没有户口是个事实。这也成了他无法上学的死结。村里每天都有校车经过，邻居们记得，一到早上六点，天贝就会准时跑到路边，看着校车开过去，他说“我要送小孩儿上学”;到了下午四点，他又早早守在路边，等着校车回来。

张桂贞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平时家里也没有纸笔，她只能在玻璃上教天贝几个简单的字，直到今天，他还没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没有户口，还影响到了天贝的收养事宜。天贝被姥姥送回来一个月后，张国林托朋友联系了大连市区一户人家，那是一对50多岁的夫妻，家庭条件很好，没有孩子。这是张国林能想到的天贝最好的去处。

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五条规定，仅有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可以作为送养人。

由于天贝亲生母亲还在世，却未再出现，办不了收养手续，被送到那户人家四个月后，天贝兜兜转转又被送回张桂贞身边。

等待母亲的日子

事情在去年年底出现了转机。2020年12月18日，张国林给大连市政府写了“请求落实张天贝户籍及抚养的报告”，通过信访渠道递给了大连市人民政府、旅顺口区人民政府，还托朋友联系了媒体。今年1月13日，一家媒体以《六旬婆婆好心“收养”刑拘人员之子，孩子8岁还是“黑户”无法上学》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些工作起到了效果。1月19日，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分局宣传部主任常英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2020年12月25日，旅顺分局第一次接到张国林给孩子落户口的诉求，随后分别找到张佑明、张国林了解情况，并在旅顺口区第二人民医院调取了张天贝的出生医学证明。

“当年李婷生完孩子，没办出生医学证明就匆匆出院了。”常英志说，今年1月4日，他们和李婷取得联系，“她承诺春节后会来完成相关手续，给孩子上户口，至于孩子将来跟谁走，还需要双方再去协商。”

1月8日，水师营派出所王副所长给张国林打电话，告诉他李婷的说法，以及从医院调取的出生信息，“叔，你记着点儿，天贝以后有生日了，是2012年9月11日。”

眼看着这次天贝可能真的要离开了，张桂贞陷入了矛盾中。一方面，她告诉自己，“不管怎么说，跟着自己的妈妈，总比让别人收养好。”另一方面，她又担心，李婷能不能照顾好天贝呢?

“出狱后第一次来家里，什么都没给天贝买，哪怕买点零食让孩子开心呢?”“听说她自己有两个女儿，还能顾得上天贝吗?”

张桂贞记得，天贝换牙时去看医生，牙医说，“这孩子一看就没好好吃过奶，牙齿没用力叼过东西，都是往里倒的。”她觉得，即使在入狱前，李婷也没有宠爱过这个孩子。

她总是想起自己的童年，9岁时母亲去世，她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练杂耍，无人照顾，像野草一样长大。后来父亲续弦，她要下地干活儿、放羊，还要伺候继母，小学都没能读完。

她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也受这个苦。20多年前，她和张国林离婚时，一双儿女还小。当时有亲戚劝她把孩子留在村里，出去打工赚钱，没准儿还能遇到合适的人再婚。但她放不下孩子，始终守在村里，把孩子养大，没再成家。

见到天贝时，她觉得这孩子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可怜，这才答应了帮忙照顾。守着两代孩子，转眼间，40年过去了。

离别的倒计时终究还是开始了。有天早晨，张桂贞趁天贝出去玩儿，偷偷把他的衣服、玩具整理打包，收拾了一会儿，心里难受，又都放回了原位。邻居劝她，孩子母亲总算找到了，无论如何也得把孩子送回去，“不能再心软了”。

意识到这次可能真的要被送走时，天贝的反应也很激烈。在一次张桂贞念叨“以后要听妈妈的话，不要淘气”时，天贝突然喊了起来，“那你知道我的感受吗?”还用手捶自己的头。张桂贞愣住了，赶紧把孩子拉到怀里安抚，但始终也没敢说出“不走了”这句话。

她冷不丁地想起天贝5岁时，两人去镇上赶集，不小心走散了，她急疯了一样在街上四处找孩子，最后也没有找到。

她赶回家，想打电话让儿女帮忙去找，没想到，一进屋就看见天贝跷着小脚坐在沙发上。天贝说：“奶奶你急什么，我认识回家的路，自己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