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金永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是典型的小行业、大腐败。作为国有信用评级机构高管，金永授和崔润海凭借手握的金融资源和职务便利，损公肥私搞利益输送，肆意妄为收受财物，涉案金额巨大。今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查处该案是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举措，是金融反腐从传统信贷领域向中介信息服务领域拓展深化的积极突破。

收取“评级费”，为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

2019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在进行线索核查中发现，银保监会会管企业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崔润海与他人合谋，帮助江苏某企业调高信用评级，收取巨额好处，涉嫌职务犯罪。2020年1月3日，崔润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崔润海先后任职的大公国际和东方金诚，是两家国有信用评级机构，在国内金融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我们初步判断崔润海很可能引出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窝案串案。专案组加大办案力度，促使其尽快交代问题，并以此为契机深入了解信用评级领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告诉记者。

崔润海很快交代，为感谢在信用评级方面提供的帮助，曾送给时任东方金诚公司总经理金永授好处费。

2020年1月10日，崔润海被留置后不久，东方金诚组织召开了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警示教育大会。两天后，金永授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

经查，崔润海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营销副总裁、市场开发部市场总监，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数家证券公司介绍发债业务，收受巨额贿赂。金永授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评审委员会主任、副总裁、总裁，东方金诚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相关银行介绍工程项目，收受项目介绍人、受评企业贿赂。

随着金永授、崔润海的到案，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窝案的“盖子”逐渐被揭开。

2020年7月1日，东方金诚一名部门负责人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几天后，又一名员工主动交代违规收取“评级费”等问题……截至目前，除东方金诚4名人员外，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还涉及多名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量钱评级、“熟客”作案、人多面广，评级寻租花样多

作为国有信用评级机构高管，金永授、崔润海是如何利用评级大肆捞钱的?

信用评级是指以一套相关指标体系为考量基础，标示出各类市场参与者及各类金融工具发行主体偿付其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度量违约风险程度的活动或过程。一般分为企业信用评级、证券信用评级、项目信用评级、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广泛运用于债券市场等金融活动中。通常，被评定机构评定信用等级越高，在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成本越低;信用评级机构声誉越高，被投资人采用的越多。因此，资本市场中发行人普遍具有获取权威信用评级机构高信用等级的动机，这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评级寻租的空间。

在忏悔录中，崔润海讲述了他第一次利用评级寻租的经历：“客户表示愿意多拿些好处费来调高信用级别。为顺利通过评审，我请求评审委员会主任帮忙，又约了主管评审的总裁与客户一起吃饭，客户获得总裁认可。我认为调高级别没有太大问题，就答应了客户的诉求，他也表示愿意拿出200万元作为酬谢。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又分别做了其他评委的工作。评级报告如愿以偿出具，客户也兑现了酬金。”

“从这以后，自己发现一次级别的调高居然能值这么多钱，比做一个项目几万元的提成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崔润海说。

信用评级领域的管理宽松和级别标准的弹性，为想要捞钱的人提供了机会。其寻租过程通常较为隐蔽，多数是背靠背私下交易。

金永授在忏悔录中写道：“为怕别人发现，我对自己关注的项目，都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虽然表面上不直接介入和操纵评审工作，但我多次通过与评审委员会主任及部分评委个别交流，或借安排企业来访之机发表个人倾向性意见，以此来影响评审结果。”

金永授交代，他收受的贿赂80%以上都是身边所谓“好朋友”所送。“这些钱我不敢放在家里，也不敢去消费，大部分借给了朋友。因为收钱的事怕我爱人知道，她对自己和我的要求很高，对不廉洁的行为极其反感。”金永授说。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暴露了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的一些特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介绍：“一是论单收费、量钱评级。信用级别买卖是信用评级行业寻租的重要形式，即以调高信用级别为筹码，收受受评企业好处费。二是利益勾结、‘熟客’作案。其腐败问题难以一人成案，需要评级机构人员、受评企业和债券承销商等各利益相关方联合作案。评级机构内部也往往需要领导人员、评审人员、作业人员、市场人员上下其手，因此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三是面广人多、案情交叉。需要形成查办合力，才能查清案件。”

基层党建形同虚设，13个分公司均未设立党支部，党员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一位涉案人员在忏悔时说，作为金融高管，自己存在“以‘资格’和‘专家’自居的趋向，重技术而轻思想，重经验而轻学习。”

理论学习不够，思想未及时得到改造，这是金永授、崔润海等人被诱惑绊倒的重要原因。

金永授在忏悔录中写道——

“我博士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在外企工作4年，在大公国际工作14年。这18年间，除交纳党费时还记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时间把党员身份忘得一干二净。”

“到东方金诚后，作为公司党委委员，参加‘三会一课’等活动，我明显存在刚开始认真、后来流于形式的情况。看书听课时，很多方面一知半解，没有真正学懂弄通、入脑入心。在学习总结和心得撰写上，不是结合自身和岗位查摆问题，而是更多照抄网上资料，通篇官话套话。平时工作中，明显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倾向，一岗双责履行不到位，每月主持经营会议也是只谈业务不谈党建。”

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思想就会渐趋庸俗化。正如金永授所说：“虽然我也有振兴民族评级行业的理想，但这种理想抱负始终没有与自己作为党员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相结合，想的更多的只是追求个人名利。这种理想抱负必然是脆弱的，是经不起利益考验的。”

这暴露了东方金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东方金诚，基层党建工作形同虚设，13个分公司均未设立党支部，基层党员组织关系挂在公司总部，支部成员分散，党员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金永授作为公司总部班子成员，自身要求不严格，“一岗双责”更是无从谈起;崔润海作为分公司负责人，组织关系却在总部第二党支部，长期游离于组织教育监督之外。

推动弥补信用评级领域监管漏洞和制度短板

个人出问题，组织有责任。案发后，中国东方公司党委对东方金诚党委班子进行了调整。

2020年6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到东方金诚公司，召开公司全体高管座谈会，宣讲中央对查处金融腐败的政策，指导中国东方公司党委、纪委对东方金诚党的建设、内部管理、风险防控、置业风气等进行集中整顿。

2020年6月24日，中国东方公司举办了2020年警示教育大会暨首届“廉洁东方日”活动。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分析，信用评级是一种预测服务，级别调整往往由人为确定，存在一定主观判断，企业和债券承销商因此愿意公关评级机构，有的评级机构从业人员也敢于铤而走险、买卖级别。

针对这一问题，东方金诚建立市场人员团队营销机制，要求项目承揽过程中由两名以上市场人员共同参与，单位或团队负责人介入客户管理，避免市场人员向客户私许级别等问题;建立客户回访机制，对级别调整、退款及风险项目进行抽查，排查是否存在廉洁问题。公司还探索建立外部评审专家库，对调级和违约等项目实行评级结果复评，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智能型评级系统等，多措并举弱化评级主观影响，压缩评级寻租空间。

国内信用评级行业起步晚，存在评审委员会独立性不强、未实行非控制性股权结构、重业绩轻管理等短板，有的评级机构甚至还存在“个别人说了算”的问题。着眼于提升信用评级行业的规范性，东方金诚深化公司治理，升级经营模式，优化人员管理，强化资质管控，规范职业道德，建立健全对失责人员的惩戒和禁业机制，重塑信用评级行业文化。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不仅体现了个别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暴露了企业监督管理上的漏洞。比如重招聘、轻管理;重业务知识培训，轻廉洁金融教育;对关键重点岗位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

案发后，东方金诚建立健全责任落实制度机制、选优配强纪检监察力量、防控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廉政风险，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我们这样一个国有控股评级机构的纪委，一定要结合实际，将工作精力和焦点放在监督提醒上，放在制度建设上，放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上，紧盯评审委员会成员、市场营销人员等关键人，找到符合人员配置实际的小切口，做好与能力、力量相匹配的任务。”东方金诚纪委书记付岩峰告诉记者。

“从案件查办伊始，我们就把‘三不’一体推进融入办案理念，深入剖析发案原因，聚焦突出问题，坚持边查边改，实现惩与治的同向、同步、同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表示：“虽然发生了金永授、崔润海案，但不能因此抹杀东方金诚近几年的发展成果，抹杀整个团队整个公司的成绩。金永授、崔润海不能代表整个东方金诚。这些前进中出现的问题越早暴露越早清理，就越能让东方金诚轻装上阵、奋力前行。”

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在边查边改中促进完善发展

“信用评级行业是国家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领域，行业规模虽小，但事关金融风险防控和行业稳定发展。金融的基础是信用，信用评级是信用中的信用。做好信用评级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深化金融反腐具有非常重要作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在案件查办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注重查找监管工作中存在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空白，对国内信用评级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在边查边改中促进完善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和银保监会党委全力支持下，会同驻有关单位纪检监察组、公安部门、地方纪委监委等协调一致行动，形成查办案件的强大合力，共同做好信用评级领域系列腐败案件查办和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维稳工作。

目前，中国信用债市场规模和信用评级市场规模均为全球第二。国内持牌信用评级机构主要有大公国际、东方金诚、中诚信、联合信用、新世纪、鹏元等6家机构，都有15年以上发展历史，业务量均十分可观。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培育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

为提高行业集中度和竞争力，业界人士建议，加大对国资评级机构扶持力度，通过兼并重组做大做强2至3家国内评级机构，推动国资评级机构提升实力和国际知名度，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目前，除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可直接对评级市场进行管理外，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都或多或少具备管理权，存在监管思路方式标准不一、监管空白与重复监管并存的现象。

业界人士认为，针对当前监管责任划分不清晰、部门间监管标准不统一、行业运行不规范等问题，有必要加强监管顶层设计，构建“防火墙”，探索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严格准入、禁入和退出标准，同时施加行业自律压力，助力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本报记者 吴晶 韩亚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