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送餐员、家政阿姨……也许你不打零工，但你的生活或已无法与零工经济完全切割开来。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2005年到2015年，全球零工经济从业者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从10%增加到16%。官方统计显示，中国目前从事零工的劳动者已达2亿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的调研发现，零工经济已经从互联网行业、短视频直播平台、音响文娱行业，快速渗透到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几乎所有传统上以长期就业为主的行业之中,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甚至加速。

零工经济的发展，是对外部冲击的一种回应。疫情的持续蔓延导致一些工作岗位消失，但一些必需的工作内容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中的一部分演变为“零工工作”。此外，疫情通过直接威胁人类基本生存安全而在实际上消减了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在有效的劳动者供给和需求都难以形成的情况下，零工经济借助数字赋能，在满足物理隔离要求的基础上完成远程工作，从而成为危机下实现劳动力供需的有效解决方案。零工经济的发展，是技术赋能的结果。数字技术可以突破集中型就业模式，向分布型零工经济范式转换。

从本质上说，零工经济就是从“就业”向“工作”的范式转换。形象一点表述就是，工作是一种颗粒度更加精细化的就业，而且是一种质变后的就业。“工作”表现出来的，已经不再是“就业”模式下一个劳动者去承担一个岗位的全部职责，而是一个劳动者的不同技能或能力来完成一个岗位中的不同工作任务。更重要的是，因为颗粒度的精细化，“工作”不再像“就业”那样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而具有更好的扩展性与流动性以及更强的可交付性与可交易性。就其形式特征而言，零工经济表现为从组织型、集中型与单一型就业模式向自主型、分布型与多元型工作范式的转换，是一种新工作范式。

从微观层面来看，零工经济可以真正实现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最优配置。针对每一个工作任务的工作技能(人力资本)资源和工作时间资源都得到了最优配置和最优利用，对企业、个人和社会都是“帕累托式”(各方都增益)的改进。零工经济还可以通过劳动力资源与工作任务的无缝衔接，而提升工作流程效率。但必须指出的是，零工经济并不是低技能工作的代名词，背后是职业技能的重构及深化，从去技能化到再技能化的转型。

从宏观层面来看，零工经济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还能够缓解就业波动。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人数持续减少，城市就业压力增加，零工经济不仅接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兼职比例很高。这种分布式、弹性大的工作形态有效地减缓了经济外生冲击对就业的影响。当然，这里的就业机会是指基于工作任务的机会，而不是传统的基于岗位的就业机会。

在零工经济快速创新发展中，劳动者权益流失现象必然会出现。然而，零工经济既不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也不是企业用工责任规避的新工具，更不是政府就业政策设计的无人区。政府应在构建工作市场基础设施、创造更多零工经济机会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保护新模式”：更新劳动者工作技能，探索全覆盖的社会保护。

如何更新劳动者工作技能?一方面，需要在宏观上推动人力资本投资系统再设计。实施高质量教育战略，鼓励并认可各类教育创新，有序贯通学校教育与家庭学习、国民教育与社会培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等，构建人力资本投资新系统新动能。另一方面，要在微观上强化高效的实施路径，如鼓励大型企业或行业协会独立或共建与本行业紧密相关的产业学院(或大学)，建立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等。

探索全覆盖的社会保护方面，则需做到两类“双覆盖”。第一个“双覆盖”是，社会保护既覆盖全体国民，又覆盖全部工作。“十四五”规划已明确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与此同时，零工经济必然要求基于数字技术平台准确采集劳动者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报酬等数据信息，实时掌握工作任务交易情况，加快探索建立基于工作任务交易的新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确保每一个劳动者、每一次工作交付都能够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从而真正做到既覆盖全体国民，也覆盖全部工作。

第二个“双覆盖”是，既做到社会保障覆盖又做到基本收入覆盖。伴随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智能化自动化生产制造与经营管理技术快速在社会经济体系中部署，我们还需要加快研究从基本收入计划(UBI)到基于工作的基本收入计划(UWBI)的可行性，以保障可能的“无人工作”的经济范式下工作任务的重组与创造，特别是要提供普遍的基本生活保障。(作者：杨伟国，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国家与战略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