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举行的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全方位高水平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提出要“建立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学习的制度政策”。

近年来，低龄留学成为一个突出现象，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量未成年留学生滞留海外，给个人、家庭和有关部门带来了很大压力。此外，2020年被曝光的韩国“N号房”事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关于留学生，特别是低龄留学生安全的讨论。

“低龄出国留学主要指K12阶段的学生出国留学，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低龄出国留学一直持不鼓励，但也不反对的态度。”国际教育大数据平台宜校创始人肖经栋说。

此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建立相关制度政策，释放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政策信号。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相关举措落地，或将利好于国内的民办国际高中发展。

低龄留学持续升温

目前国内并无全面的低龄出国留学数据。教育部网站2020年12月14日发布的信息显示，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1978至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并未单独发布不同学段的留学人员数据。

但低龄留学趋势日渐升温已是业内共识。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6)》披露，“从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中国已在2011年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生源国。中国成为全球低龄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

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在《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指出，2018年接受调查的海归群体中，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比例占29.79%，比2017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

低龄留学打破了“学习不好才出国”的传统认知，这个群体中包括大量“尖子生”。

全球化智库(CCG)对北京5所中学的学生出国留学情况做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2/3以上是班里的 “尖子生”，约68%的学生出国前成绩是班里的前25%，近90%的学生出国前成绩是班里的前50%。

为什么要低龄留学

低龄学生为什么热衷于出国留学?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分为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

主动因素主要在于，低龄留学生的父母国际视野更加开阔，他们希望子女接受国际化教育，从而更有利于成才。甚至相当一部分超低龄留学生是跟随父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而留学。被动因素在于，国内义务教育发展尚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问题，如高考“一考定终身”，应试教育倾向造成学生身心负担较重等。

此外，北京等个别超大城市对于中考、高考限定了严格的户籍要求，导致大量适龄外地人口不得不寻求其他路径。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市初中生毕业人数为92128人，但普通高中仅招生51403人。

其他国家的低龄留学现象也与此类因素有关。教育部督导局一份关于韩国、日本义务教育的调研报告也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和人才竞争加剧，韩国义务教育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和弊端，导致课外辅导学校的兴盛，以及大规模和低龄化的出国留学。

低龄留学有利有弊

出国留学是家长和学生的个人选择，但业内认为，低龄留学对于学生成长有利有弊。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就曾表示：“现在我们的出国学生低龄化的比例正在扩大，人数也在增多。对此，做教育的人要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选择自己国家的教育?今天，教育领域有一个现象，认为只要把西方的东西照搬进来就是先进的教育——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对于外国教育一定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研究它、吸收它，而不是照搬它。这会加剧普通民众对国外教育的盲目崇拜。”

“比如，我们取消班主任制度的时候，很多外国人觉得班主任对于孩子的集体主义思想、团队精神培养很好，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些自身传统优势的。所以，怎样把西方没有班级的纯粹的走班制，和有班集体的、为了团体而努力的教育形式融合起来，这十分重要。”他说。

近几年来，未成年留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国内外的巨大差异，学生容易从心理失衡发展到心理孤独，焦虑和忧郁的问题不断涌现。现在已经有不少英美企业针对留学生心理辅导推出了业务，这也说明的确出现了很多存在相关问题的学生，警示我们应当重视留学生心理问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出国留学服务分会秘书长印凯说。

在印凯看来，低龄留学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学生容易形成不够全面的认知，“学生太小，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抵御能力和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比较弱，这方面可以说是弊大于利。”

2020年受疫情影响，签证办理和国际通航规模都受到了限制，这也为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导致了低龄留学降温更为明显，《胡润2020中国高净值人群需求管理白皮书》数据显示，高中阶段出国留学的意愿下降五成。

教育将扩大对外开放

下一步，如何建立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学习的制度政策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刘锦2020年12月31日撰文表示，教育对外开放既要在加快步伐、扩大范围上做文章，更要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各级各类教育高水平开放，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此前曾表示，高中阶段允许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但是对“出国留学预备班”的形式不赞成也不提倡。

业内人士认为，办好国内的民办国际学校，探索高水平、有特色的中国国际教育，可以降低低龄留学家庭的出国需求，更有利于学生成才。

2018年7-8月，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开展集中调研，全面了解情况，形成调研报告，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订规范普通高中开设国际课程的指导意见，对办学方向、形式、定位、过程监管、省级统筹等作出明确规范。

实际上，教育部办公厅及各省份教育厅在部署每年的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时，都会强调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境外班”等名义招生。招收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

在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还专门强调，严格规范公办普通高中“国际部”(或“境外课程班”)招生行为，纳入统一招生管理，实行计划单列，录取分数应达到同批次学校录取要求，学生就读期间不得转入普通班级。

截至2020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各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近2300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近1200个，可见基础教育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已初具规模。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发。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介绍，为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将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修订工作，为开放办学、规范办学、高水平办学提供制度保障。此外，将鼓励先行先试，配合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探索适当放宽合作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的限制，给予相应的鼓励引导政策或实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