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自2014年在浙江、上海启动首轮以来，全国各地分阶段分地域稳步推进中。2017年，京津鲁琼作为第二批试点省市开始高考综合改革，并在2020年迎来了首批“3+3”新高考考生。2019年，广东、江苏、河北、重庆、辽宁、福建、湖南、湖北8省份作为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试点省市，采用了“3+1+2”方案，在2021年也将迎来新高考“首秀”。

此轮高考改革以生为本，从尊重学生兴趣、特长角度出发，赋予学生更多选择权。然而，在今年第二批试点省市的高考中，赋分选科引起一些争议和困惑。第三批8省份高考方案增加的“1”(物理或历史为必选科目)，又产生重回文理分科老路、限制考生选择权的质疑。新一轮高考改革伴随着争议持续推进，应该如何坚守改革初衷，保证公平兼顾科学?

1 分省分阶段试点，给予学生更多选择权

在此轮高考改革方案中，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改革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语数外3科是必考科目，而另外3科选考科目由学生自己选择。在首批改革试点地区，上海是6个科目中任选3科，浙江则是7选3，这就分别给了学生20种和35种选择组合，体现了尊重学生选择性，尊重学生兴趣、特长发展的改革取向。

第二批改革试点省市沿用了上海6选3的选科方案，即“3+3”模式，第一个“3”是语数外3科作为高考统考科目，第二个“3”是从物化生史地政6科中任选3科作为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中的高考选考科目，以等级赋分的方式计入总分。

以北京为例，“3+3”模式分为统一高考与等级性考试两类科目。2020年高考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每科满分150分;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考生自主选择3门。根据“折算赋分方案”，等级性考试成绩由高到低分为A、B、C、D、E共5等，其中A等占考生比例的15%，B等占40%，C等占30%，D等占14%，E等不超过1%。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北京2020年应届高考生小詹表示，新高考模式丰富了学科选择，一定意义上能够减轻应考压力，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传统文科或传统理科的学科组合，自主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兴趣，对学生个人的长远发展更有益处。

第三批改革试点8省市在第二批“3+3”的基础上做了调整，采用了“3+1+2”的模式，规定了选考科目中必须有物理或历史当中的一科，另外两科在余下的科目中任选，这个模式给考生提供了12种选择。

作为第三批改革试点区，辽宁省本溪市高级中学高三年级主任李金秀说，“3+3”模式下很多人不选物理，“3+1+2”规避了这一点，更为科学。从目前来看，新高考改革还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些选择权。“以我校为例，以前分文理，学校1000人中选文科的300人左右，而现在选择学地理科目的有400多人，选学政治的有400多人。”

2 选科赋分带来挑战

新高考改革也给学校、老师、家长、考生带来挑战。

新高考的选科必然导致中学教学的改革，首先是走班制。走班制对学校的师资、场地、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多个试点省市的学校校长告诉半月谈记者，新高考带来的困难包括教室不足，师资有的过剩闲置，有的普遍短缺，教师编制跟不上、积极性不高，教学班、行政班交叉管理有难度等。

南方某中学校长说，尽管目前“3+1+2”已缩小了学生的选择范围，但仍不同程度面临教师、教室的困难。有的城区学校面积小，基本一个多余教室都很难提供;有的学校历史、政治教师数量有限，教师调配存在困难。虽然理论上有12种选科组合，但有的农村学校可能只能提供给学生三五种选择，条件稍好的城区学校能满足7到9种选科组合已经相当不错了。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改革的初衷是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出发选择考试科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家长或学校更多是从避开竞争、更易拿高分、将来好就业等功利角度出发来选科。

东北一所高中高三学生小张说：“看现在整个环境，报物理的同学最多，同学中学不好硬学的也有，就是觉得理科更好就业、可选报的专业更多。”该校高三学生小李说，他们班原来有不少同学想选地理，后来改成了生物，因为有说法是生物全省报的人更多，比较容易进前15%，拿A级。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北京2020年应届高考生小赵说，虽然新高考改革让高中生对学科有了更大的选择度，但老实说，高中生对自己的认识还是比较有限的，不少同学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喜欢、特别热爱的学科，还是像以前那样依据老师、家长的想法以及大学的专业要求选科。有些学校担心学生自己做不好选择，或者师资不够丰富，还是按照传统的学科组合进行教学。

刚刚过去的北京新高考令部分家长、学生对等级赋分制公平性和科学性产生顾虑。一些北京家长认为，赋分分数(等级分)的高低受一起参加选考的考生人数影响，一旦个别科目发生考生弃考的情况，选考群体的原始得分分布有可能会呈极端负偏态，这时很多中上水平考生的等级分数就会比应有水平被低估很多。

赋分分数(等级分)的高低受出题的难易程度影响非常大。有家长举例说：假设北京有48000名高考生，其中8000名选考A科目，如果有次考试出题者觉得难易适中，有480人考满分，那么考99分的第481人按照现行的等级分赋分规则将被赋为A4等级91分，此时，99分和100分的差距被等级转换分给扩大了。如果A科目出题非常难，全北京市选考此科目的考生最高分为95分，并且只有一人，第二名为89分，那么，第一名和第二名也将同时被赋为A1等级100分，这就带来不同分数的高分学生大量同分，难以区分的怪现象。

一位北京今年的高考生表示，从最终的高考分数来看，2020届的分数明显比上一届高，且分数分布更密集，区分度很小，这与等级性考试的赋分方式有关，等级赋分只能展示头部学生的学科优势，并不能展示所有学生的真实水平，这就增大了中段学生的压力。

3 继续深化改革的路径在哪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中心首席专家刘坚认为，新高考增大了学生在高中阶段的选择自由，包括选课的自由和考试的自由。“对中国的高中教育而言，高中生有选择一定比没有选择好。”刘坚说，高中阶段的项目制学习，能够让学生发挥兴趣爱好、特长潜能，对于学生来说非常重要。

在他看来，降低共同必修内容的比例，增加高中阶段课程和高考的选择性，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选择中发现个人的兴趣、爱好、特长、潜能，在选择中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这是国际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行之路，关乎整个国家未来竞争力。刘坚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激发青少年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是实现人才强国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先行先试的省份都在为改革探路，积累可行经验。比如第三批“3+1+2”的试点方案就是在前两批试点基础上的调整和优化。

北京大学考试院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自从江苏高考改革以来，“3+3”模式下物理遇冷，江苏籍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数理水平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参加物理、化学等国际奥赛的顶尖学生中，已渐渐难觅江苏籍学生的身影。因此，第三批试点省市对学生选择权设制了一定限制，物理成为必选科目之一。

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钟秉林说，这种调整一方面尊重了学生兴趣、特长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由各个省份进行尝试。

对于“增加物理或历史为必考科目之一是否又回到文理分科的老路上”的质疑，一些专家认为，过去文理分科对于学生而言只有2种选择，现在“3+1+2”仍然给学生提供了12种选择，这就是进步。钟秉林说，学生在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会造成知识体系的不完善，进到大学还要补课，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每一项改革举措都充满了争议，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关键是要做一个科学的研判，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多位教育工作者认为，新高考实施之后，学生进校选科制、分层教学、分组学习、走班教学成为一种常态。我国教育差异性比较大，有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要尊重这个现实，多样化探索。目前出现的全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3种不同的模式，可以根据学校具体的校情进行探索，不能一个模式一刀切。

专家表示，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论证和研究，比如考试的难度系数，考试的时间点，学生选科的指导怎么样更加科学，选考的赋分如何更加科学、具有可比性，在综合素质录取中如何进一步保证它的公平性，如何关注弱势群体等一系列的问题。总之，高考改革一定要坚持改革的初心，不要改了之后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