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在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上，评论家王尧提出小说界需要一场新“革命”的命题，引发文学界强烈呼应。紧接着去年底，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于《收获》刊发，或许正可以看作是对新“小说革命”所做的文学实践。最近，《民谣》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民谣》的故事开始于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村庄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即小说主人公)在等待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在等待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少年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革命史间出入流连，伴随着自身的成长。

在《民谣》问世之前，王尧便在多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作为学者，他是苏州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散文家，他数十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出版有《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多部作品。他的散文研究代表作《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摘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对汪曾祺散文多年潜心研究，使他自己的文字也氤氲着冲淡平和的文人气息。

虽不乏学理支撑与文学实践，但对长篇小说心怀敬意的学者王尧，一直在苦心寻找自己创作的理想方式。经过二十年的耐心浇筑，他终于把自己的文学理想、追求和期待都揉进了这部小说里，成就二十万字的厚实长篇，让我们看到浮出文学研究之海的学者创作新的可能性。

【作家专访】

王尧

二十年前写下第一句

书乡：小说为什么会取名《民谣》?

王尧：最初想到的名字是“东风吹”、“年代”等，好像是1998年的夏天，我在和一个朋友聊天时，说到了“民谣”这个名字，但在后来很长时间内，我自己几乎忘记了它。后来我在一座城市的十字路口听到有人拉二胡，是《茉莉花》的曲子，突然想起了“民谣”二字。如果要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民谣”就是关于乡村历史的一种旋律，一种声音。

书乡：小说开头第一句“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其实在20年前就已经写好，但过了这么多年才真正去完成全书，是什么缘故?

王尧：二十年前，我在暑假经常回到故乡。和青少年时期一样，我还会站在码头上，和乡亲们聊天。我最早去小镇、县城都是从这座码头上船，摇摇晃晃地离开村庄。二十年前动笔，写作是断断续续的，尽管我之前没有写过小说，但我知道我不缺写小说的技术，我缺少的是写这部小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外，我想找到自己写小说的语言。直到我觉得我有了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才想去完成它。

书乡：《民谣》中，您写了少年时代的王大头，虽是少年，但他身上有强烈的成人气质甚至知识分子气质。您一直很关注知识分子话题，在《收获》和《钟山》上发表的专栏“日常的弦歌”“沧海文心”等也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为何会创造这样一个形象?是否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眼中的理想少年?

王尧：知识分子的长处和短处，都是以为自己有理想。作为写作者，我觉得王大头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前世”。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成为知识分子，如果我要把《民谣》写成三部曲，王大头应该是位知识分子。确实，我太想写知识分子了。但王大头身上的这些气质，很可能与传统文化包括乡村伦理有关，这些气质不专属于知识分子。现在一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可能还不具备这些气质或素质。

书乡：小镇在《民谣》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某种角度来讲，《民谣》可以说是一个少年在村舍与小镇之间穿行的故事。您怎么把握小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王尧：每个人有自己的小镇，也有对小镇青年的理解。我一直觉得小镇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空间，人性空间，它处于城乡之间。在我的笔下，小镇与乡村之间既割裂又联系。乡村是向往小镇的，小镇也会压迫乡村，又以某种方式改变乡村。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我个人更愿意在既对立又联系的关系中理解我笔下的乡村和小镇。在小说中，小镇是文学的，不是社会学的。

书乡：《民谣》中始终荡漾着一种哀愁不尽的情绪，开篇就写到了五月的大水使空气中弥漫着麦子发霉的味道，尔后又写到了少年王大头时好时坏的神经衰弱、住在阴暗老屋总是闭着眼睛的曾祖母，以及因结核病去世的同学余三小，这些都给人一种绵绵不尽的哀愁之感，为何会营造这样一种情绪?

王尧：我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多愁善感的，特别是当沉浸在文字之中，又和笔下类似于我的人物相遇时。坦率说，我生活的乡村给了我哀愁，这影响了我对乡村历史的认知和感觉。当我表达这种哀愁时，我想表达理解、同情和悲悯、温暖，也是对自己往昔时光的一次吊唁。在完成小说后，我自己重读，觉得小说的确弥漫着这样一种氛围和情绪，但这不是我刻意的，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会不由自主。

少年经验是写作的种子

书乡：很多评论家都谈到《民谣》的语言，比如说您是“用语言挽救语言”，让语言重回雅致、简约、诗性。您曾经也说过，一直在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语言。您怎么看语言的表现力?

王尧：我给《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创作谈用了这样的题目：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如果说我本人对《民谣》有肯定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语言。《民谣》持续写作了这么多年，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我研究文学几十年，知道现当代作家的长处和短处，小说的语言是我的考察重点之一。作家和作家的差异不是讲了什么故事，写了什么人性，说了什么思想，而应该更完整地表达为用什么样的语言讲了故事、写了人性和说了思想。

书乡：《民谣》的结构非常值得玩味，前四卷与杂篇、外篇的结构，让人不难联想到《庄子》内篇、杂篇、外篇的结构。为何会这样设置?

王尧：前四卷在我交稿之前也是冠以“内篇”的，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内篇、外篇、杂篇太整饬了，就删除了“内篇”，想让前四卷敞开一些，内篇、杂篇、外篇的概念的确是借用了《庄子》。我一直寻思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一是小说结构创新的可能性，二是作为形式的结构如何成为内容，三是因结构而形成的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我在《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谈到了分裂的语言生活与思想的关系，杂篇和外篇就是呈现分裂的语言生活。《民谣》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这样的视角会有所限制;杂篇相对丰富了前四卷的叙述，在整体上增加了记忆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每篇的注释又带有注释者所处的语境特征;外篇讲述了前四卷中的一个故事，可以呈现由于讲述的年代不同，讲述的内容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因此结构在我这里不只是形式，也是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书乡：《民谣》有很强自传性，尤其是“杂篇”部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翻检自己少年时代习作或其他各种文体的遗存。个体经验是大多数作家在创作时都必不可少的“烙印”，您是如何剪裁和安放的?

王尧：作为小说发表的《民谣》是不是自传体，其实不重要。开始听到别人说它是自传体时，我竭力辩解，后来我觉得自己的辩解也是多余的。从写作的角度讲，《民谣》的人物、故事，都是虚构的。因为有内篇和杂篇，最初读到小说的朋友以为《民谣》是非虚构，在听到这个说法时，我特别开心，因为我的虚构成功了。习作或其他文体，以及外篇中的小说，都是我作为小说的一部分重写的，不是当年的作文。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前四卷还是后面的杂篇、外篇，都渗透了我的个人经验。这些经验对我至关重要，因为有了这些，我才能在虚构中让这座村庄和其中的人物(包括王大头)生长。在思想和情感的脉络上，王大头与我本人是吻合的。少年的个人经验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它是写作的种子。

书乡：读《民谣》时，我们能感受到大量密集的、碎片化的细节，乃至一以贯之的情绪，这和一般读者对小说的期待是不同的。在和朋友讨论《民谣》时，您也曾说到《民谣》的故事性不强。您觉得小说该如何处理“故事”?

王尧：2010年我从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回来后，在《读书》上写过一组文章，其中一篇是《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也许《民谣》就是回答这篇文章的，我自问自答。小说必有故事，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是什么?怎么讲述故事?显然，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民谣》并不是碎片化的，它分散为相互关联的“小故事”。这与我对这个村庄的历史和它所处的时代的认识有关。我认为，这个村庄只是大故事中的小插曲，它没有波澜起伏的大故事，小故事虽然有关联，但不是严密的逻辑框架中演绎的，需要读者自己来理清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的线索。

散文会让灵魂沉浸在文字中

书乡：您的学术之路是从散文研究开始，尤其对汪曾祺散文有很深研究。对散文的关注和独特审美，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何种影响?

王尧：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主要做散文研究，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向，但一直保持对散文研究和散文写作的兴趣。现代以来的散文，以及散文家的文化人格对我影响很大。汪曾祺先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在语言上有时是一致的，他对文学语言的贡献，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说得很多。阅读散文、研究散文和写作散文，会让自己的语言、内心世界受到特别的训练和感染，会让自己的灵魂容易沉浸在文字之中。

书乡：您曾说过：“散文和文学批评看似不同的文体或类型，其实它们的差别只是理解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身兼作家、学者、批评家多重身份，您认为，小说与散文和文学批评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王尧：我首先愿意强调，文学批评和小说、散文一样，都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往往会忽视这点，再加上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化，现在很多文学批评是批评，但不像文学批评了。通常认为小说是虚构的，散文是真实的，文学批评是关于小说和散文、诗歌、戏剧的研究，它是学理的、知性的。但其实文学批评也可以散文化，甚至可以小说化。我在写作评论、散文，又在写小说，但在我自己，没有觉得是跨文体写作，尽管它们是不同的文体。我认为自己是在写“文章”，只是因为想表达的内容不同，形式上也就有了差异。作家、学者、批评家这么多的身份对我来说太辛苦了，我就是一个写作者。

(作者：焦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