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首，欠薪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讨薪案件本身虽不复杂，却往往因为证据不足，可能面临着被法院驳回或败诉的结局。律师指出，这也是很多讨薪案件的共性问题，破解这一难题仍需多方合力。律师提醒农民工，在企业因经营效益不好发生欠薪时，要注意留存证据，尽快止损，及时维护权益。

“手里证据一团乱，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具体在哪个公司上班，要是没有吉林省总工会律师的全程援助，工钱肯定要不回来了!”日前，李文静等5名农民工在工会律师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与用工企业达成调解，拿回全部欠薪。

年终岁首，欠薪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部分企业用工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工作时不注重留存证据，发生劳动争议也不知如何取证，这些都给农民工讨薪带来很多困难。作为工会律师，王雨琦2020年共处理了54起农民工讨薪案件，其中90%以上存在举证难问题。真正实现农民工欠薪案件清零，道阻且长。

证据太少，曲线求解，险胜!

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应证据，吴鑫和工友们的讨薪诉求最终被仲裁委拒绝受理。拿着这张不予受理通知书，几名农民工倍感茫然。

2017年9月，吴鑫等人入职某科技公司做打磨操作工，当时，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月工资为2400元。2018年4月起，老板以经济困难为由开始陆续拖欠工资。当年6月，吴鑫等人辞职，并数次通过微信向老板索要2个月的欠薪4800元，始终未果。无奈之下，2019年12月，几人提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仲裁委让我们提交证据，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弄，还是孩子在网上查到吉林省总工会可提供法律援助的信息，讨薪才有了希望。”吴鑫说。

“当时，他们手中只有通过微信向公司老板讨薪的聊天记录，且因工资发放形式多样，而其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只能证实劳动关系存在，无法证实是否拖欠和具体拖欠金额。”吉林省总工会律师王雨琦说，该案本身并不复杂，只是证据不足，这也是很多农民工讨薪案件的共性问题。

证据不足，诉讼很可能被法院驳回或败诉。根据办案经验，王雨琦律师几经周折，最终拿到公司盖章后的拖欠工资详细名单和金额。不过此时，因吴鑫等人不懂法，主张双倍工资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受疫情影响，该案又延期了几个月才得以开庭。为尽快拿回欠薪，吴鑫和工友们表示可以放弃经济补偿金，在王雨琦的反复释法沟通下，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企业和农民工们最终达成和解，同意在2020年5月1日前给付欠薪。

“举证难”成共性，有的甚至讨薪失败

2020年7月，当讨薪案最终尘埃落定时，原来的12名工友只剩5人坚持下来。“证据搜集太难，等待也太漫长，如果没有工会律师，我们可能早就放弃了。”李文静说。

李文静和工友们在一家公司工作近6年，从未和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2017年7月，公司开始断断续续拖欠工资，截至2019年10月，已累计拖欠12个月工资，每人拖欠32211元。

“欠了这么多钱不给，老板还让继续上班，我们不干，公司就给我们放假，说等啥时候有钱了，工资结清了，再通知我们上班，这一等就等到了当年底。”李文静说。

“该公司法人名下有两个公司，在一个地点办公，领导班子和财务人员混同，几名农民工到省总申请法律援助时，甚至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具体在哪个单位上班。”王雨琦说。

因证据还须加强，关键是要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王雨琦律师经当事人同意，翻看了他们手机里的各种聊天软件和打卡记录，经过认真整理，才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案件经劳动仲裁后，进入诉讼环节，但王雨琦刚整理好起诉状，便有4名农民工放弃，随后又有3人表示因要看管孩子等不能到现场签字而放弃。几番周折，最终，在律师和法官共同努力下，用人单位和5名农民工达成调解，并于7月份将欠薪全部给付完毕。

“并不是所有当事人都这样幸运。”王雨琦告诉记者，在另一起农民工欠薪案中，当事人手中仅有和用人单位领导的语音及聊天截图，而且后来手机又不慎丢失，开庭时无法核对原始证件，因举证不能，最终导致败诉。

如何更好破题，需多方合力攻坚

王雨琦2020年共处理了54起农民工讨薪案件，其中90%以上存在举证难问题。“有的农民工不仅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还缺少欠薪证据。若开庭时用人单位不出庭，有些证据就无法判断真伪。在某些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法院只能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何时有了新证据，何时才能再次起诉。”王雨琦说。

王雨琦告诉记者，在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讨薪案件中，微信聊天记录和工资银行流水，一般都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具体拖欠工资的金额，应由用人单位出庭举证，若举证不能，用人单位应承担不利后果。不过，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用人单位人去楼空，也不派人出庭应诉的情况，这时劳动者还需要举证证明具体拖欠的工资金额。

有调查显示，农民工文化程度、技能水平与欠薪案件发生的概率显著相关。文化程度较低，求职心切，务工随意性强，工作稳定性不高，且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得依法保护自身权益，便容易被拖欠薪酬。而一旦遭遇欠薪，农民工们往往没有经济实力聘请法律专业人士参与诉讼，同时，因劳动争议案件大多标的额小、收集证据需耗费大量精力，很多律师也不愿意代理此类案件。

“直到今天，很多农民工仍非常缺乏取证意识，认为麻烦，或不知道具体需要什么证据，在维权过程中认为办案机关会为他们调取，或受自身局限，无法完成取证工作。”王雨琦说。

王雨琦表示，按照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入职后，用人单位应与之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有些民营企业、小企业缺乏契约精神，或干脆有意规避法律责任，这需要政府、企业、工会等有关方面从细微处入手，深入推进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落地生根，进一步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同时，她提示用人单位，不要以为不签订劳动合同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发生违法行为，反而要面临双倍工资的赔偿。

“另外，农民工在企业因经营效益不好发生欠薪时，也要及时止损，及时维护权益，不要一拖再拖，否则最后可能赢了官司也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而且在用人单位已无力赔偿的情况下，放弃经济补偿金也是能够尽快拿回欠薪的明智之举。”王雨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