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波很焦急。

这位今年64岁，被公认为最会拍农村、最会拍农民的纪录片导演，近五年来，总是忙着赶赴各种各样的“战场”，用镜头摄取一场大“战役”的片段。

他觉得时不我待，岁不我与。

稍微了解焦波的人都知道，他是用起时间来最“大手大脚”的那类创作者。

他曾花30年拍摄《俺爹俺娘》，给自己父母留下12000多张照片和600多小时影像，他也曾用10年拍摄《川流不息》，记录几个汶川孤儿的震后青春。2012年2月初开始，56岁的焦波带着5个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人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小村子住了373天，拍出囊获华表奖、白玉兰奖、金鸡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等20多个纪录片奖项的《乡村里的中国》，那是他首次以纪录片导演而非摄影师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自那以后，焦波几乎从城市里“失踪”了。他的足迹嵌在山东、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许多个村子的土路上。

一年五分之四的时间，他都不在北京的家里，对此，家人们有点无奈：“习惯了。”

除了出山领个奖，参加几场活动，同行们也不容易逮到他。有时，他隔许久才在微信朋友圈冒个泡，说上来“透透风”，完了要“继续隐身忙活些事情，疏于联系，请朋友们谅解不怪”。

“就是想抓紧多拍，你稍微松懈一下，时间就过去了。”他要拍的可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役”——中国的脱贫攻坚战。

几年前，有影迷朋友转给焦波一个帖子，说到2020年，中国将有千万贫困人口走出大山，“哎哟，这是大迁徙啊!历史上那些大搬迁我都没经历过，这次我一定要拍。我对记录时代性的大事件一直感兴趣，在大事件里，会发生很多故事。”焦波说。

赶巧，贵州省遵义市委宣传部部长看过《乡村里的中国》后，深受感动，辗转联系上焦波，邀他到遵义拍摄脱贫攻坚进程，焦波很快答应，并提出要去极贫乡镇，拍最艰苦的地方。就此，他在拍摄脱贫攻坚的路上一发不可收。

有人质疑焦波是拿纪录片给政府唱赞歌。“我说这种态度不对，这么大的事，这样的战役不去拍，作为纪录片人就太失职了，以后再想上这样的战场也没了，包括很多传统村落，以后再也拍不到了。”

村庄每天都在变，焦波急于用镜头记住历史，参与这场泥土地上的变迁。“要快，要跟上脱贫攻坚的步伐，像拍《俺爹俺娘》那样，赶快去拍，去抢，去留存，完了再慢慢打磨。”

当年，焦波拍摄父母的照片受到全国读者关注，白岩松来他家里采访，焦波提到除了拍照，还想给年迈的父母拍摄一些视频，白岩松说，“您赶快拍，再不拍就没了”，这句话促使焦波借钱买了第一台数码摄像机。

2020年末，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际，焦波在朋友圈回顾5年来的拍摄，与脱贫攻坚直接相关的纪录电影有9部：《出山记》《进城记》《种瓜记》《淘宝村》《大众村》《油桃妹》《老窝》《大歌》《黄河之水天上来》。“纪录电影助力脱贫攻坚，我们参与了，我们经历了，我们收获了，我们无悔了。”

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剩余的最后9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同一时刻，焦波的团队窝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老窝村，忙着给纪录片《老窝》收尾。

从拍摄爹娘，到拍摄爹娘的“爹娘”

不知何时起，焦波有了“农夫导演”的称号。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镜头始终对着乡土中国，对着农民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他还会说自己是农民，“而且我越来越这么觉得”。

他挺喜欢这个称呼，说是“雅号”“桂冠”，要永远珍惜，要坚持在泥土里种植故事——不管拍哪部片子，焦波团队都有人至少要在当地拍上一年，就像农民在泥土里种植庄稼一样。

焦波自己也是泥土里长出来的。

他出生于山东淄博一个叫“天津湾”的村子。父亲是村里的木匠，读过4年私塾，《论语》倒背如流，会跟儿子讲生活中的道理，比如，“锯要一锯一锯拉”，拉大锯很容易，但学木匠却要先拉3年大锯，为的是用3年磨踏实性子。又如，“水多泡倒墙”，这是水滴石穿的通俗说法。

母亲个子只有1米41，裹着小脚，却能一个人推着家里两三个孩子合力才推得动的石磨，天不亮就磨完煎饼面，好让孩子们多睡会儿觉。焦波问母亲，你一个人是怎么推完的?推的时候在想什么?母亲说什么也没想，就是抱着磨棍使劲往前走，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嘛。

“智者在民间。农民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愚昧，他们在土地上的思考，跟我们在办公室里的思考不一样，但很生动、鲜活。我喜欢乡村，特别想给农民树碑立传，告诉大家，当代农民是什么样的。”焦波说，“我觉得中国农民身上的一些精神，恰好是时代需要的。”

1988年，焦波在《淄博日报》做记者，第一次拍摄图片故事，讲述一个叫上雀峪的严重缺水山村，老百姓多年来为了等水，每晚都抱着被子和水桶，睡在泉水边。

报道刊发后，在各方帮助下，村里终于打了水井，焦波又去拍村民们咕咚咕咚喝水，围着水井笑逐颜开的画面，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走过来跟他道谢，说：“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

“她80多岁，我30多岁，谁养活谁啊?可话里那种淳朴、那种心意……她说的不是‘你好，谢谢你’，她说的是‘我们养活你’，说起这个，我就想掉泪。”焦波说，“我就是这样，对土地，对乡村，对老百姓的感情越来越厚。”

后来，焦波调到北京，进了人民日报社。有了更高的舞台，他的创作视野却依旧向下沉淀，从胡同里的“民间外交家”到北京最后一代掏粪工人，他拍摄大量百姓故事，同时，也继续拍着《俺爹俺娘》。

“最初就是很狭小的念头，多拍照，用照相机把一天天老去的爹娘留住，没想过得奖，没想过出名，没想到这组片子最后成就了我。”这组照片为他带来国内外的各种奖项和关注。

多年后，爹娘走了，焦波开始拍摄爹娘的“爹娘”——中国乡村。

2012年，他接到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命题作文”。有感于农耕文化所受冲击和乡村的消失，张宏森希望有人能扎扎实实去农村住一年，拍一部能进院线的农村纪录电影，这就是后来的《乡村里的中国》。

考虑到成本、操作难度和商业价值，焦波接手前，这个项目被搁置数年，还被断言不可能完成。“我们想到焦波，觉得只有他能做这件事。”制片人高峰说，尽管焦波当时还是个没什么拍纪录片经验的图片摄影师。

从故乡的村子拍起，焦波拍的村庄越来越多，他发现，“爹娘会拍完，但爹娘的‘爹娘’永远拍不完，乡村是我们每个人的爹娘，是中华民族的根。”

在村子里，他总能拍到编剧们想象不到的“剧情”，拍到老戏骨演不出来的人物，拍到人们不曾听闻却直击人心的话语。

作家程绍武觉得，焦波作品中贯彻始终的人民性让人联想到杜甫，“从杜甫的诗中，我们能看到社会的变迁、人民的疾苦，所以称他的诗为‘诗史’，而焦波就像影像界的杜甫。”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

“我不满意!你们每个人的水平我都知道，我一直说脱贫攻坚到了最艰巨的时候，我们片子也到了最艰巨的时候，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有幸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要参与，要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那样!”

这是拍《老窝》中途，焦波跟几个团队成员总结工作进展时说的话，听上去像战时动员，他也确实把拍摄脱贫攻坚视为一场硬仗。

傈僳族村庄老窝村，位于海拔4300多米的老窝山上，交通极其闭塞，雨季泥石流频发。这是个“直过民族”村落，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村落，这里的村民仍保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古朴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

2019年秋，摄制组进村拍摄。今年夏天，村民集体搬迁到老窝新村，老窝村就此成为中国最后消失的几个传统村落之一。

焦波进老窝，是连滚带爬地进去的。同行年轻人拍下了他进山步行两小时后，扶着木杖驻足，顶着被汗水打透的湿发，拼命大口喘气的画面。那时，他的间质性肺炎好转没多久，在高海拔地区，胸部总觉得闷。碰上泥石流，大块石头哗啦啦滚下来，他和队伍里的80后、90后伙伴们互相呼喊对方快走、快走，他隐隐担心过自己会“命丧老窝山”。

进村后，焦波每晚看素材、梳理故事线，常看到凌晨一两点，早上六七点钟起床，继续战斗，每天都在倒计时，“村子马上要拆了，我必须尽快确认还缺什么内容没拍，在它彻底消失前去拍回来。”

与此同时，焦波团队另一支几人小队，正在贵州一个侗族大歌传承地，拍摄村里如何传承大歌，如何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5年时间，我想尽量多拍几个不同地方，看看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条件下的村子不同的脱贫攻坚过程。”焦波说。

他拍摄山东菏泽的“淘宝村”丁楼村，看一个曾经的贫困村里，一群普通农民怎么在互联网浪潮中乘风破浪。“淘宝村”是指中国特有的网商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且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

他拍摄江苏宿迁的大众村，同样走上发展电子商务的道路，大众村过去污染严重，几乎全村都在做废旧塑料加工储运的生意。

在贵州遵义，他拍下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村民走出大山的过程，叫《出山记》，又拍下遵义新区新中街道幸福社区里，一群通过易地搬迁进城的农民如何慢慢融入城市的过程，叫《进城记》。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焦波并不回避过程中的冲突，老百姓和基层干部们在他的镜头下，毫不避忌地说笑、哭泣、吵架甚至动手。

焦波说，拍脱贫攻坚，虽然没有硝烟战场上的故事那般跌宕起伏，却让他体会到了人们心灵战场中生发出的百般滋味。

“不回避贫穷，不忌讳矛盾，因为这就是一场战斗。你不穷，怎么叫扶贫?不难，怎么叫攻坚?出现一些问题，有老百姓一时想不过来，都很正常，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哪有什么事能没有问题呢?”焦波说。

有人评价，焦波的纪录片像面镜子，将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等抽象名词统统具象化，把观众带到一线，亲眼看数字和名词背后活生生的人跟他们的生活。

在《老窝》里，中学生邓志华想退学打工，说：“老天爷怎么会安排我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生，为什么没让我在外面出生?”

在《出山记》里，农民申学王的父亲进城后逛超市，看不懂价格标签，把2元当成20元，当他和妻子讨论想在楼顶上养鸡，当老房子被拆掉，有村民抹着泪说我知道这是好事，但修这个房子不容易，当村支书申修军挨家挨户做搬迁动员，挨骂甚至挨打，回家后被妻子埋怨，亲弟弟又因为他是村支书，被村里人“盯”上，符合条件却没能享受到扶贫优惠政策，跟他大吵一架……

在《进城记》里，青年覃猛在夜里骑着电动车，张开双臂唱歌，他也会说：“政府给我的不仅是一套城里的房子，更是一个平台……我不后悔出生在这种家庭，我相信我可以改变以后的命运。我就是不甘平凡，我告诉自己，覃猛，你要么是神话，要么是个笑话。”

拉扯大8岁儿子，照顾70多岁老父亲的杨多晏因为视力问题在城里被老板辞退，独自蹲在路边抽烟，又独自靠在医院凳子上搓脸，当他在一场大雪后，带厌学贪玩的儿子回老家，站在一片空地前，跟儿子说：“娃，这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你还记得奶奶和你住哪个房间吗?我住哪边你知道吗?我们养羊在哪里、养鸡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抬手指向茫茫雪地里的不同方位，“你记住了，那个地方永远是养鸡养羊的地方!那个地方永远是你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永远是杨氏门宗的地方……以前的老家和现在不一样了，这就是改变!我希望你也能改变，我为什么把这所有都不要了?就是希望能够让你受到好的教育，能够让你受到好的熏陶，能够让你接触社会。我不希望看到你比我还堕落。”

回程时，杨多晏背着儿子下山，边走边跟儿子念叨：“抱紧我，你看，我们回家的路好难走啊，我老了你要背我走啊……”

这样厚重、细微、复杂、真实的情感，能够激起跨越身份、年龄、阅历的理解与共情。

焦波在影片中呈现了无比生动的农民形象，以及远比众多媒体报章中刻画得更鲜活真实的基层干部形象。

农民的生活太不容易了，基层干部的工作太不容易了，脱贫攻坚太不容易了。陪着片中人物走出大山，人们很难不发出这样的感叹，也更体会到脱贫攻坚战中方方面面的不易与努力。

“幸好有焦波”

10月下旬，在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原董事长兼总裁高峰等人的倡议下，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十家单位联合主办了一场焦波光影乡村纪录电影研讨会，80余位导演和专家学者参会。

“人生，走一段就应该回头看一看走过的路，看看自己的影子歪没歪，看看自己的脚印正不正。”焦波说，从他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拍照算起，已经过去了46年，在由摄影转向纪录电影后，他已经拍摄了15部影片。

这些年，焦波总在赶时间多拍一些村庄，朋友们则常催他停下来总结梳理一下经验。大家都认为，他这样长期持续、不遗余力地拍摄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的影像，在大时代中记录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我始终觉得老焦会成为一个传说。”文化学者杨浪说，“他留下的话题和可供当代艺术家思考的东西，远比他的作品多;他的纪录片和他没编入成片的大量素材，在几十年后，绝对会成为研究当代中国最真实的，没有文献、报道可检索、替代的材料。我绝对相信，20年甚至40年后，焦波给我们留下的东西，还足够我们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去探讨。焦波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焦波拍摄的每部80到100分钟的纪录片背后，都有长达几百个小时、多达几十个T的影像素材。

“也许多年以后我们再看焦波留下的这些光影，更能看出它的价值。那时，人们可能会说，幸好有焦波。”敬一丹说，她希望更多人加入焦波的行列。

事实上，受《乡村里的中国》等影片影响，已经有多支年轻的纪录片团队，开始学习焦波的拍摄模式，扎根乡村。而焦波这些年，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纪录片工作者。

“我的小伙伴们真是不得了，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能像他们这样在农村一待一年?”焦波团队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85后、90后，其中不少都非影视专业出身，跟焦波本人一样，没上过什么正规的摄影课、纪录片课，而是带着热情，直接在实践的战场上，学会了拍摄。

《进城记》的主角之一覃猛，现在也加入焦波团队，成了一名成长迅速的摄影师。“我很幸运，脱贫攻坚，我先是受益者，又是记录者。”

亲身感受，又亲身拍摄了扶贫攻坚，让覃猛多了许多思考。“以出山进城来说，最幸运的是改变了命运的孩子，最无奈的是找不到工作的老人，最辛苦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我希望政府能多帮扶更需要帮助的老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可以不要帮忙。”

他反感一些不了解农民的所谓专家对农民的评点，他认为他们团队的拍摄，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更真实，也更有价值。“拍《老窝》时，我说过去人们为国家上战场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我参与了，这是我的荣幸。”

“他既是战果的享受者，又是战士。扛着行李出了山，又扛着机器进了山。”焦波说。他欣慰于年轻人的成长，“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干了，不知道他们会拍什么”。

自问种花人，何日赏花开

有人问焦波，都是退休年纪的人了，奖已经得了那么多，还过得这么累，图什么?

焦波承认年龄不饶人，自己体力下降明显，但他说，做喜欢的事不容易累，他“图的就是拍摄中的享受”。

“我说的是心里话，那种享受可太享受了。家里人说我，你多大岁数了，还这么拼?我说你真不知道拍到一场好戏、拍到一个好镜头的那种享受!你们谁也理解不了、享受不到，只有我体会到了，然后我再把它传达给观众。”

对于记录，他发自内心地喜欢，“平常人谁知道老窝山那种最边远、困难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谁知道他们怎么从那里搬迁到新村?只有我们，用摄影机把这些记录下来。”

这辈子想干的事基本都干了，而且还要继续干下去。“我想干什么，一定拼上全力去干，全身的血液都想贡献出去。”焦波说。

他想告诉年轻人，要趁年轻，把各种错都犯掉，想干什么赶快去做，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路，再锲而不舍走下去，这样的人生就多半能无憾了。

就像他选择拍摄乡村。“中国乡村比哪个(国家)范围都大，中国农民也比哪儿都多，我擅长这个，又喜欢这个，尤其别人不愿拍、觉得苦的地方，我就想去拍。虽然有时候也想尝试点别的题材，但每个人能干好属于自己的一件事情，就很好了。”

他笑着说自己还要再拍30年乡村，“就看我还有没有30年”。

前些年，焦波在老家包了1000亩荒山，在山上种松树、银杏、核桃、国槐等长得很慢的长寿树，他想把这片荒山绿化起来，当作一个从这片土地逃离的游子给故乡的回馈。

年纪越大，越惦记家乡。“等我跑不动的时候，要在老家做一个乡村电影节”。

“不过这一生，我拿不动机器的时候，可能也就完了，也许我会倒在田野里，真这样离开倒也很轻松。”饭桌上，这位总是充满热情的影像界老将，边拿起筷子夹菜，边随意地说。

去年元旦，焦波在遵义拍《进城记》的现场写了一首打油诗：“想想这一生，信直不信歪，一条胡同走，碰头也自在……悬崖不勒马，苦尽甘自来。老来扎乡土，认劳不认衰，南山弄光影，北山收霞彩。一载又一载，载载无穷哉，自问种花人，何日赏花开?”

看到朋友们发来的各种慰问消息，他又在朋友圈里回复：“人生夜夜是良辰，抓住不放，很苦很累很享受。”(记者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