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时年40岁的马云频频向监管问询，能不能搞“支付宝”。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

这年，马云参加了达沃斯论坛，某国领导人在会上谈论“领导力”时说，“领导力就是责任”。马云顿悟，立马给团队打电话：我们推出支付宝吧。

这时的马云，下了入狱也要搞支付宝的决心，“要是我入狱了，换一个人再搞”。

5年后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5766亿元，支付宝占49.8%份额，一家独大。而第三方支付的乱象如挪用资金、非法套现的行为频频发生。央行开始做第三方支付市场厂商信息收集与登记。

这年6月，马云第一次偷偷将原本是阿里巴巴旗下潜力股业务的支付宝，转移到一家内资公司下。而当时阿里巴巴的大股东是美国公司雅虎。

到了2010年6月，中国央行颁发了《非金融组织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同一时间，支付宝和财付通递交了支付牌照申请，两个月后，支付宝股权第二次全部被转移到马云控制下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马云转移支付宝股权的事情遭到了阿里巴巴大股东雅虎的诘难。马云后来说，支付宝转移到内资公司，是为了更好地申请支付牌照。不过，同一批申请的财付通纵然有外资背景，也和支付宝一起，在一年后将支付牌照拿到手。但马云解释说：

“我们不能去冒那个险”。

2011年6月，央行给支付宝、财付通等发牌，第三方支付开始了业务大布局。

这一年，支付宝已与P2P网贷行业开始资金通道业务合作，但在一年后，中国P2P网贷行业兴起和风险暴露的前夜，嗅觉灵敏的马云，开始让支付宝大批量终止合作。这时，它的合作平台至少有数十家。

如今看来，不得不将第三方支付获得“正名”归功于马云用“创新倒逼监管”的方式，而这种铤而走险的激进创新，成了往后十几年马云和蚂蚁集团乐此不疲的戏法。

02

2013年，央行已不允许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产生利息。随着支付宝的备付金规模日渐扩张，支付宝开始担忧央行的关注。

这年某天，祖国明和周晓明两人坐在了一起，商论一个叫“余额宝”的东西。

这两人认识于2005年。2013年他们坐在一起讨论余额宝的时候，周晓明正在天弘基金负责电子商务业务，祖国明此时是蚂蚁金服理财事业部总监，正在开展淘宝基金理财通道业务。

祖国明提出余额宝，天弘基金提出了互联网货币基金，两家一拍即合。祖国明希望用余额宝控制住备付金的规模，让个人账户的余额既能分流，又有收益。

6月，现象级“余额宝”一经推出，引爆了理财市场。

当时货币基金市场的产品最低购买门槛是100元，而余额宝不仅将这个门槛降到了1元，而且做到了余额宝资金随时可用于消费。这点正是当时市场产品难以做的。彼时，国内的一些基金公司也曾开发货币基金支付功能，由于没有电商为它做衔接，生态建不起来，几无人问津。

仅一年后，余额宝规模超过5400亿元，用户达1亿人，中国的银行业直面十几年来未有之变局。效仿者蜂起，数十款货币基金在数月间掀起抢钱大战。余额宝第一次真正引发商业银行的担忧，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生存模式受到压力，他们担心网点缩减，吃利差的模式会势弱，生存变得被动。

这些都在随后几年里成了现实或部分成了现实。

树大招风，余额宝引来了监管的超规格待遇。这年3月，支付宝公关总监陈亮发微博说，“余额宝诞生至今的264天里，共计得到各种监管43次，平均每6天一次。”

它没有逃脱被监管的命运，几年后，监管对余额宝的风险逐渐明晰。比如，2018年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其中就指出要防范货币市场基金的流动性风险，防范“将风险传导至银行等相关机构”。“个别T+0货币市场基金在用户数量及金融机构业务关联等方面均已具有系统重要性，一旦出现流动性问题，单体风险极易向金融体系蔓延，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2018年6月，证监会、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对T+0货币基金实施限额管理。

此后余额宝规模一路萎缩，2016年开始的蚂蚁集团“开放平台”战略，让余额宝开始为银行货币基金产品导流。

今日的余额宝，收益率竞争力已经势弱，和银行同类产品已经没有优势，历史使命也已完成。但人们总会记得它撞开银行理财产品大门的那猛烈的一击。

03

大概2011年，马云找到时任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说，他想注册个小贷，但是各个地方都没有批。当时，网络小贷和P2P恰恰是黄奇帆最反对的，这类申请一概禁止。

黄奇帆一面又觉得，互联网金融正常的贷款业务，实际上既有互联网基因、又有合理的小贷公司的基因，做得好就是真正的普惠金融。黄奇帆想了想，认为像马云这种方案，资金链不是乱集资，投向也是产业链和小企业，是合理的。后来，重庆市批准了重庆阿里巴巴小贷和蚂蚁商诚小贷，同时期的还有京东、腾讯在重庆的小贷业务，几年后，这几家都搞得都风声水起。

2013年，黄奇帆和马云又一块吃面，当时问他：”你有什么事想做还没做成?”马云说，蚂蚁金服体系下想搞花呗、借呗，但因为2013年浙江温州等地区有较多的民间借贷公司暴雷，很多地方把各类民间贷款公司包括网络贷款公司审批“冻结”了。

黄奇帆对马云说，只要满足企业自有资本金、不向网民高息揽储、在国家许可的借贷市场合规融资、向有场景的客户放贷、有大数据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客户信用审控等5个条件。“我马上批。”

这些对马云都不是事。2013年，重庆蚂蚁小贷获批开业。到2017年初的三年多时间里，花呗、借呗依靠背后的蚂蚁小贷和蚂蚁商诚小贷，用30亿元的注册资本金，将贷款余额做到了2600多亿元。今年8月，黄奇帆就透露过蚂蚁集团这种“杠杆术”。

黄奇帆透露，当时，蚂蚁两家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是30亿元，并用了2倍杠杆向银行贷款了约60亿元，形成了90亿元资本金。花呗、借呗用这些钱放贷，按照重庆市2.3倍的杠杆率要求，只能放出200亿元左右贷款，而蚂蚁集团将花呗借呗资产打包成ABS资产包，在资本市场反复融资，由于ABS循环融资没有次数限制，三年多时间里，蚂蚁集团用发行ABS循环融资了40余次，形成3000多亿元的规模.

2017年初，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整顿资管业务，在调查蚂蚁集团的杠杆率问题时发现，蚂蚁两家小贷公司的杠杆率已经达到100倍左右，到2017年6月，借呗的贷款余额达到1659.85亿，花呗的贷款余额达到992.09亿，合计约2652亿元。比重庆市的2.3倍杠杆率要求，已经高出天际了。后来三家监管机构一合计，将ABS发行次数上限定为5次。2018年之后，蚂蚁小贷和蚂蚁商诚小贷资本金扩充到了160亿元，按照5次ABS融资上限，也只能做到800亿规模。

于是，蚂蚁集团继续扩大“开放平台”，借呗和花呗开始为银行放贷资金提供风控、贷款管理、催收业务，向银行收取一定的服务费。2020年8月，蚂蚁集团递交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促成信贷余额2.15万亿，98%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放款或者通过资产证券化出表，只有2%的余额是自营贷款。曾经100倍杠杆的风险已经远去了。

04

在金融科技领域，蚂蚁集团一直以激进创新的形象示人。支付宝推出的16年来，蚂蚁集团向监管试探，和监管摩擦，探出了监管的边界和红线。这些边界和红线，很多都是用血和教训换来的。

比如，2016年底，蚂蚁集团招财宝代销的侨兴私募债，出现了11.46亿元违约。更远的背景是，2014年前后，金交所资产通过P2P平台、互联网理财平台发行募资成为时髦之举，随后，在2年期、3年期债权到期后，风险开始暴露，踩雷的除了招财宝，还有大量互联网理财、P2P平台。

这类产品爆雷的风险暴露了“风控的黑箱”，大量次级、垃圾债在金交所、担保机构、互联网平台一系列“风控黑箱”的漩涡里，卷入大量风险承受不对等的普通投资人，随后巨雷引爆。招财宝事件之后，监管禁止了金交所与互联网金融平台合作、规避合格投资人制度，向普通投资人分销理财资产的行为。

又如，2019年4月，银保监会一纸93万元的罚书，将曾名躁一时的“相互保”托出水面。这则罚令，不仅罚了信美相互一笔钱，也扇了蚂蚁集团一耳光。

这款自称的“相互保险”产品，被罚的原因是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保险费率;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相互保事件，显露出一个蚂蚁集团疯狂试探监管的形象。

蚂蚁集团一面试探，一面随大流尝试创新业务。

2013年左右，私募股权众筹如日中天，观望数年后。2015年3月，京东成立私募股权众筹京东东家;6月，阿里巴巴成立“蚂蚁达客”;2016年4月，百度成立私募股权众筹平台“百度百众”，苏宁同期也上线了私募股权众筹平台，同年9月，小米上线私募股权众筹平台米筹金服。

但是很快，股权众筹成为巨头集体不可言说的痛。到今天，蚂蚁达客、京东东家、米筹金服、百度众筹、苏宁众筹等私募股权众筹平台，或悄悄下线，或长达3年以上未发新标，在私募股权众筹领域，金融科技巨头集体沦丧。

股权众筹的本身风险性无疑是行业集体衰败的原因，“分红型”的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市场的玩法本身存在悖论，创业投资本身是高风险的事情，需要专业机构服务，普通投资人不具备承担这种风险的预期和能力。如今的股权众筹幸存者，早已摒弃“分红型“玩法而转向“权益型”众筹。

这些年来，监管也始终没有再发布股权众筹的相关纲领性监管文件。行业只是在监管的指导下，逐渐消亡，对比P2P造成的万亿资金损失，股权众筹的教训似乎更轻一些。

05

马云曾说过，如果银行不改变，就改变银行。

他也说过，“可以和政府谈恋爱，但不要结婚。”“如果需要，支付宝可以上交给国家。”

这显示出一个颇懂话术的马云形象，维护大局，又寻求自己的利益。

蚂蚁巨兽的成长之路，也是在这种思路体系下行动，它试探监管，在创新市场与监管博弈。最后在监管要求下妥协，有时的效果是“求其上而得其中”，有时被打回重做，有时规规矩矩整改。

蚂蚁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曾在一些场合多次强调“势”——顺势而为，支付宝、蚂蚁达客、借呗花呗、相互宝这类产品的推出，都是可以用这种理念概括。

马云确实改变了银行，蚂蚁集团上半年促成的2.15万亿的信贷余额，98%来自银行，蚂蚁的流量成了大行为挣钱而争抢的对象。蚂蚁不再是那个躲在银行阴影处的小身影，而马云也成了那个具有有话语主动权的人。

10月26日，蚂蚁集团确定A股发行价，每股68.8元，总市值2.1万亿元，超过被称为“大象”的工商银行(1.79万亿)、建设银行(1.61万亿)、农业银行(1.13万亿)等。蚂蚁集团靠支付起家，信贷发家，短短十几年，将几十年的“大象”四大行就踩在了脚下。

这似乎是马老板的高明之处，虽然喜欢大嘴开炮，但干的事却是另一番光景。支付宝让中国发出了第三方支付牌照，余额宝盘活了互联网货币基金，迫使银行放下身段;招财宝暴雷，让监管卡死了金交所规避合格投资人制度向互联网普通大众风险转移的路……

若干年后，人们总结中国金融科技化浪潮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提到马云，倒不是他和蚂蚁集团为中国金融变革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而是蚂蚁集团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激进的创新形式引发了监管出手，探明了金融监管的底线，和业务创新的边界。

作为这种试探和开拓的回报，蚂蚁获得了2.1万亿的市值。但有时候我们也要反思，除了高效与便捷，蚂蚁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比如，银行自己的个贷业务利率在5%左右，如今在支付宝上放贷，还是银行的资金，为什么利率却到7-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