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的台湾姑娘、上海媳妇王筠婷，已在上海生活十年。很少回台湾的她，却还是将见面地点选择在了台湾知名歌唱组合五月天阿信开的一家咖啡店里。店里陈列的许多小物，都是阿信的收藏，带有满满的台湾印记。

和她一起出现的还有比她小七岁的上海老公，他和王筠婷在网络上是一对网红，以“台妹PK”和“上海土拨鼠”的名号，出现在一个个讲述两岸夫妇生活的网络视频中。这些视频大多情趣十足，搞笑满满，但近期他们发布的一个不符合他们风格的严肃视频，却引爆了网络话题。

一周前，2020年10月6日，王筠婷将自己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做子宫肌瘤手术“海扶刀”的账单和最终自付金额发布在了网络上。

今年4月参加上海医保的她，惊奇的发现，这次手术花费的近2万元的医疗费用，扣去医保统筹、个人账户支付(共占65%)和公司帮忙购买的商业补充保险外，自付的费用只有2500元，而这还包括个人单间病房的费用——如果不选择单间病房，住普通病房的话，她的这次住院手术，等于没花钱。

她没想到这个话题引起的反响，是她近几年来粉丝多达百万的网红经历中，引起关注最大的一次——不到一周时间，相关视频浏览100余万。

引起最大争议的，是王筠婷用在视频上的题目“再一次亲身实证，大陆的医保比台湾健保好”。而她2018年才停缴的中国台湾的健保，是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盛赞“世界典范”的医保模式。

台湾健保，在许多内地网友印象中，它几乎是“不花钱就能看病”的全民医保代名词。成立于1995年的台湾健保以低保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著称。在台湾，连最穷的人每月只要缴纳几百台币(最低不到200人民币)，就可享受小到感冒、洗牙，大到尿毒症透析、癌症治疗等医疗质量不逊于美国的医疗服务。

但从2012年起，台湾健保即将穿底的恐慌，不止一次笼罩包括王筠婷在内的台湾市民。而台湾健保的缴费按收入分级，但花费一视同仁，且全都放入统筹账户“大锅饭式”的使用方式，及其考验人性——许多台湾民众生怕“吃亏”，成了囤药的“药虫”。

他们一边为医保穿底恐慌，一边却成为促成“穿底”的医疗资源过度消费者。而像王筠婷那样长期不在台湾生活，却在过去数年依旧进行健保缴费的人，感觉尤为不公平。大陆医保“多赚多缴，享受更多医疗保障”的感觉，让她感觉更加公平，而没有台湾健保给人的那种“我赚钱多，我活该吃亏”的被剥夺感。

在网络留言中，分成两大阵营：来自上海和来自其它大城市的网友，他们很骄傲地晒出自己或亲人的亲身经历表示上海、武汉、深圳等大城市等医保住院报销在80%甚至以上。但一些来自台湾的网友，略带优越感地质疑王筠婷描述事实的真实性，最极端的言论是“让她滚出台湾”，这引起王筠婷和一些内地网友的愤怒。

网络容易激化分歧，放大情绪，而现实中的王筠婷却更加理性，“我不是否定台湾健保，它只是这么多年没有进步”。

访谈一直在五月天的歌声中进行，谈起台湾医疗，她有遗憾，遗憾台湾健保起初设计的再完美的制度，也抵不过人性的侵蚀，曾经台湾医疗机构的便利性，随着大陆医疗机构的发展，也变得不是不可企及;她也有乡愁，她谈起了失业近一年的弟弟，感叹：“台湾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

出租车开在去往上海闵行的高架桥上，所到之处一片荒凉。闵行的虹泉路上还没有那一条日后的打卡圣地韩国街，高架桥两边的高楼尚未起来。

那是2010年，王筠婷第一次来到上海。

在台湾做电商的老同事想扩展大陆市场，她跟过来打拼。

在台湾的那些年，像是被困在海岛上，无法呼吸又虚无缥缈。她想到一个更大、更开阔的环境中。上海，是被台湾人称为最像台北的地方，但王筠婷对它的第一印象，却很失望。按照在台北生活的预算，她带了一个半月的生活费，差不多3万台币(6000元人民币)。但半个月都还没过完，钱就不够花了。适应环境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像一个身在其中的旁观者。她要适应的包括一个城市的方言、饮食、文化，还有医疗。

但在大陆第一次的就医经历，仿佛印证了无数台湾人过去对大陆的固有印象——落后和野蛮。

那是更早几年，王筠婷在东莞出差时，突然急性尿道炎发作。她当时正坐在一辆从广州到东莞的大巴车上，那两个小时里，尿急却又尿不出来的感觉，逼得她不得不去找诊所或药店。

下车后，在一个苍蝇馆子旁边，她找到了一家药店，门脸不大、墙面有点旧，药柜台子上甚至能看到灰尘。药剂师简单问了一句，拿出了一款消炎药。回到台湾后，她身上开始出现黄疸，皮肤发痒。去挂急诊，发现体内残留的抗生素非常高。她把在大陆买的消炎药拿给医生看，医生吓一跳。“药剂师给我拿的是一种强效抗生素的性病药。”

初到上海的四年里，和很多在大陆的台湾人一样，王筠婷到了公立医院，却不知道去哪挂号，挂完号要去交钱，又得再去排队，排了好久，看到了医生，坐下来讲两句话，医生开了一个单子，又要再去缴费、再去排队，“一整天折腾下来觉得很烦。它们很混乱、很嘈杂，像菜市场一样。”

在台湾，就医环境无疑是舒适的，诊所随处可见，这些有私密空间，服务又专业、贴心的诊所是台湾人身体不适时的第一选择。嘈杂、拥挤、破旧，是当时她对大陆医院所有的感受。

那几年受不了大陆公立医院环境的她，曾选择过台资私立医院。它们的环境非常好，有和台湾诊所一样的叫号系统，大家在沙发上等号，不会拥挤在医生诊室门口，也不会有时不时插队的人。但美好的就医感受却在拿到账单时嘎然而止：因为一个普通感冒，王筠婷在一家台资医院花费了1800元人民币，包含500元的挂号费、输液的病房费等。

这份账单让她傻眼——几乎是在台湾就医的20倍。台湾健保，每次只需付约150元台币(35元人民币)的挂号费，一个感冒病人随后的检查和拿药几乎是免费的。

她对上海医疗系统印象的改变，是在三年前遇到现在的老公“土拨鼠”后。

在土生土长的80后上海人“土拨鼠”的世界观里，生病去公立医院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他试图说服王筠婷去接纳公立医院。她第一反应及其抗拒：公立医院人太多，流程复杂、服务不好。

在她抗拒公立医院的几年中，上海的医疗系统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这座城市有充足的财政补贴、也有接地气的政策倾斜，无论是三甲医院，还是社区医院，都在硬件、软件的改进上花了功夫，在管理、流程、服务等各方面努力与国际接轨。

一次流感来袭时，土拨鼠带着王筠婷去了一家二甲医院。“她怕人多，那就去找人少的医院。”这次就医没有排队，直接看病、付钱，全部流程在一小时内就结束了。加上医院刚装修过，环境很好，王筠婷开始逐渐改变对大陆医疗机构的印象。

2020年初，因为急性阑尾炎，王筠婷又有了一次在三甲医院的就医经历。她发现，这次去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看病，变得方便起来。在医院的挂号机器前面，有志愿者指引不懂如何操作机器的患者。患者只要在机器前刷一下医保卡，付完钱就可以拿着单子去诊疗间门口等着叫号。以前的诊疗室，喊一个名字进去一个，大家挤在门口。现在有个电子大银幕、有和台湾医疗机构相似的叫号系统。

这些改变，不仅刷新王筠婷的认识，就连上海土著“土拨鼠”，都觉得讶异。搬到长宁区之后，土拨鼠发现小区后面有一个社区医院。此前，土拨鼠几乎没去过社区医院，父辈一直强调，生了病一定要去三甲医院。但因为一次肠胃炎，土拨鼠就近去了社区医院——装修非常温馨，医生不赶时间，服务态度比三甲医院要好，病人也没有那么多。土拨鼠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社区医院环境这么好，小毛病为什么要去大医院?”

后来，王筠婷也喜欢去社区医院。那时候，即使她还没有上海医保卡，但去社区医院一个感冒只花费几十块人民币，并不给她消费上的压力，加上就医环境也很好，感觉就像台湾的私人诊所一样。

2020年初，大陆出台了台籍人员可以加入内地社保的政策。4月份，王筠婷毫不犹豫地办理了。

加入上海医保后的王筠婷发现，和台湾健保只有一个“国民医保”不同的是，大陆医保按照不同人群分为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三类。如果个人有特殊的就医需求，还可以买商业补充医疗险。王筠婷所在的公司，就给员工购买了商业补充保险。此外，医保除了统筹账户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金额进入个人账户。

在台湾，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被强制要求缴纳健保。成年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收入比例缴纳不同的费用。没有工作的穷人，也要缴纳，一个月缴纳的保费最低是750块台币，折合人民币176元。有工作的人，按收入比例缴纳的金额分为10组，每月强制缴纳折合人民币从211元到1500元金额不等。

一个台湾姑娘、上海媳妇引起的两岸医疗大争论

有收入的台湾人按收入比例每月缴纳的健保费用

“在大陆你想享受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可以选择怎样的保险，和个人的收入与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挂钩。” 王筠婷觉得台湾健保更像慈善或福利，有工作的人缴纳的保费是穷人的几十上百倍，但所有的保费都进入一个统筹账户，不管缴纳多少钱，大家一起花，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障。

这样的台湾健保政策，最受穷人的欢迎。最支持台湾健保的，是那些得大病、罕见病的低收入户，他们只用很少的花费，就可以获取世界顶级的医疗资源。但对收入较高的群体，却往往有一种被剥夺的不公平感。

无疑，台湾健保的设计框架一度极为先进，即便现在，也有诸多可被借鉴之处。

从1995年开始执行的台湾健保，几乎完成了一个医疗和医保先天不可调和的矛盾：以低价格购买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之所以达成这一点，学界普遍认为是引入了“政府、医保和医生群体的谈判协商机制”，在每年给定一个医保总额预付金额的前提下，发挥医生群体的自主性，由医生自主制定支付标准并负责专业审查。其中，住院采用的DRGS，也是近几年大陆医保改革中在多地进行试点的重要方法。在台湾健保最辉煌的时刻，民众以每个月平均约140元人民币的保费，每次看诊付挂号费28元到70元人民币，就可以到任何医院，找任何医生看病。

政策实施之初，医保资金充裕时，台湾人民看病确实享受到了便利，很受人们欢迎。但实行多年后的台湾健保，却在人性、政治以及经济大环境的夹击下，逐渐走形。

一个台湾护理师，在王筠婷的帖子下留言，说她妈妈是尿毒症，她的爸爸是糖尿病，她自己肩背经常酸痛，他们只要折合人民币几十元的挂号费，借由医生开具的慢性病诊断书，就可以免费进行治疗并拿几个月的药。

虽然台湾健保不设个人账户，会使可统筹的医保资金规模最大化，不存在大量沉淀在个人账户中无法使用的资金。但这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没有个人账户，大家感觉交出去的钱不是自己的，不花就消失了。

这难免诱导人性中的贪婪，“不花就亏了”的心态使得许多台湾人去医院像去超市一样：第一天去一下耳鼻喉科，说咳嗽，开一点咳嗽药;第二天去挂皮肤科，拿点擦脸的药;第三天去洗个牙，反正洗牙也可以报销。一些台湾人因为天天去医院拿药，被成为“药虫”，而对药品的无止境使用，也破坏着台湾人的健康，是台湾成为世界闻名的“洗肾之都”的原因之一。

在台湾，洗肾盛行率居全球首位。不同时期的数据表明，末期肾脏病人洗肾的支出为台湾门诊支出首位。

“台湾的洗肾已经多到要开独立的洗肾中心，一排人坐在板凳上洗肾，像输液一样，反正洗肾也可以报销。” 王筠婷一想起这个场面，就觉得荒诞。

从2012年开始，台湾健保面临着穿底的风险，健保局开始不断传出亏损的消息。

每次台湾进行大选，为了争取选民，不同的党派的参选人更是将“所有人不花钱就能看病”的承诺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无力对民众履行的承诺时，就将矛盾转移到医院和医生。

在制度设计之初，被尊重的医生群体，反倒成了被剥削的一方。台湾心脏外科权威魏峥曾在2017年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谈到，台湾健保局给医院的付费不断打折，医院近几年亏损越来越严重，医生护士近20年没有大幅涨工资，不得不到大陆寻找客源弥补医院的亏损。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大批医生转行到医美行业的新闻，屡见不鲜。医患矛盾也恶化到一个高点，许多医生在接诊病人时，录音笔成了标配。

2020年5月底，困境加剧。台湾健保局的收支赤字已达约合人民币57亿元，扣除安全准备金后，还剩2.75个月。而上调保费，势必引起民众的反对，台湾健保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压力。

王筠婷停掉台湾健保时，远在台南的父亲并不理解，“他总是说，你就当做善事、做公益。”

在台湾医保基金逐渐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不同群体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已经不限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矛盾。

在大陆的台湾人和在台湾本地生活的人，也会因为健保，被拉成了两个阵营。“他们会说，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台湾人浪费健保。我们每个月只缴最低保费750台币(175元)。在台湾，有工作的台湾人缴纳的金额折合成千上万的人民币。他们认为，我们缴最低的钱，一有病就回台湾治，浪费台湾的医保资源。”

这些言论，在王筠婷成为网红之后，时不时冒出来。缺乏数据的争论，到最后，都成了一场没有意义的口水之战。

实际上，在大陆这十年里，王筠婷没有用健保报销过一次。她生病的次数不多，几乎都是感冒发烧、肠胃炎等常见病。台湾的海外健保报销流程又极为复杂。前一年，因为一场感冒，她想把在台资医院的医药费报销了，但按照台湾健保报销制度，过了半年就不能报。没有人愿意为了几百块钱的感冒报销费用，特意飞回去一趟。如若不回台湾，报销手续更为繁琐：账单资料寄给健保局，审核过了之后，会寄来一张支票——这是一种极为老旧的支付方式。而把支票存进银行，在王筠婷看来，也很麻烦。后来，她索性就不报销。

在海外，健保并非所有项目能报销。“必须是急症才能用，阑尾炎、急性肠胃炎等，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医生把你的病开成急性、开得很严重，才能用得上。另外，不是全额报销，最高也就60%而已。这60%是否都可以拿到，得看当年健保预算有多少比例给到海外医疗去报销。”王筠婷说。

王筠婷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他们生活在大陆，极少回台湾，生病次数并不多。健保又很难完全保障他们的利益。

“真正浪费钱的是那些台湾药虫， 缴纳的钱，都被药虫用来看不该看病、吃不该吃的药。”提及这点，她觉得极为不公又无能为力。

在医保制度背后，是过去的几十年，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发展的变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开的信息，在上世纪90年(如1994年)中国台湾地区的GDP约为2564.4亿美元。其经济总量曾是中国大陆的45%。过了26年，台湾地区GDP占中国大陆的比例降至5.2%。

“台湾没有退步，它只是没有变”。王筠婷曾经带土拨鼠回台南的老眷村，30年前生活过的老房子，一模一样，仍在那里。但生活在上海的土拨鼠，他想给妻子看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时，却发现小时候的房子全部消失了，一条街道不剩，都拆成了公园。

台南的马路已经坑坑洼洼，街道上，将近一半店铺关门了，总给人一种萧条的感觉。王筠婷时常焦灼，家乡是不是快要不行了?台湾的薪资几乎20年没有变过，每年也就涨个1000多台币(约235人民币)。她的弟弟已经失业一年，找不到工作。“好在我爸妈早就帮他买好房了，否则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土拨鼠去过台湾的一个牙科诊所，很破旧，像一个人的家，被隔了一个房间出来做诊所。但老牙医、护士的态度却非常好，远远好于我们这边(大陆)。患者的素质也很高，在那里，几乎听不到有患者在大声说话。“台湾最精英的阶层全是医生，他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服务态度也很好。但他们抽不出更多的钱去搞装修。他们的诊所，10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王筠婷回忆。

对台湾的批判，很难脱离和在大陆生活的对比。

九月底，王筠婷做的子宫肌瘤手术，是因为备孕。在上海生活的最近几年，是王筠婷最幸福的时刻。她的先生土拨鼠，在视频里的人设，总是一副怕老婆、精打细算的搞笑上海小男人形象，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却感觉他有及其稳定强大的内心，是王筠婷对大陆感受和内心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每当王筠婷根据自身经历发布称赞大陆医疗的内容时，总是有人留言，让她看《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告诉她在中国，还有许多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

面对这种质疑，她反倒更有耐心，甚至有点语重心长，像一个长者。

她以在中国生活十年的经历，和在医疗获取性价比极高的台湾生活三十年的感受，让他们思考：为什么《我不是药神》可以上映?因为国家已经正视这件事情，是正面面对我们曾经的不足和缺失的地方，是一天一天在改变的。“大陆有14亿人口，各地发展也不平衡，制度设计和改革的难度，肯定大于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都要学习，都会犯错误，也会调整和改正。”这好像是她人生中曾经历过事业失败、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再次收获事业、找寻幸福的感悟。这个感悟，也无比契合需要不断和人性博弈、极强专业知识、根据现实不断调整的医保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