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双循环”的核心是什么?目前国民经济循环存在哪些堵点?如何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高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对此，《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

王一鸣指出，当前业内对“双循环”的讨论大多聚焦在“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问题上，一些海外媒体把关注点更多放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上，担心“中国发展将向内转”。“事实上，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已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王一鸣说。

在他看来，“双循环”的核心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主动深化改革，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国内规则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提高国内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国民经济循环在微观层面包括企业的产品、技术和供应链的循环，在中观层面包括产业、城乡、地区的循环，在宏观层面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王一鸣表示，在这三个层面都存在一定的堵点和淤点亟待消除。

从微观层面看，一是技术“卡脖子”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原创技术和底层技术供给不足，基础研究短板较为突出，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部件、基础材料等仍需要依赖进口。二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不足。过去几年，受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加之经贸摩擦影响，增大了产业链外移压力。三是流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高。流通环节过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从中观层面看，一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循环不畅。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居高，利润率降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配置的比重仍偏低。二是城市和农村双向流动机制尚未形成。农村土地增值收益以各种形式流入城市，金融资源从农村净流出，农民工进城落户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制约，城乡要素单向流动造成循环不畅。

从宏观层面看，一是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存在。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和收入，造成内需市场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二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没有完全打通。不少外贸企业缺乏国内销售渠道和网络，“出口转内销”仍面临多方面制约。

“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梗阻，根本上要靠深化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高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王一鸣认为。

围绕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路径，王一鸣提出了七点建议。

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有效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

二是健全公平竞争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和公平审查制度，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和投资热情，推动供应链补链、强链，提高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三是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环节，清除部门壁垒，打通各种运输方式连接的“最后一公里”，培育一批现代物流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四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放开金融业市场准入，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供给，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科创板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注册制改革，为新经济公司提供便利快捷的上市渠道。

五是深化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索扩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用途，拓展宅基地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六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促进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七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进一步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纽带作用，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