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三把火，日本新内阁的第一把火“烧”在了社会痼疾——少子化问题上。疫情之下，收入停滞、失业率高企，低生育的危机还在扩大。加大补贴力度、放宽准入门槛，甚至连不孕问题日本政府都考虑到了，在挽救人口危机上，日本政府不可谓不努力。不过，在“低欲望社会”的阴影之下，仅仅是经济上的补贴可能更像是权宜之计。

4万元补贴

作为主打政策之一，日本新内阁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行动迅速。当地时间9月20日，日本政府表示，作为少子化对策的一环，将从2021年开始向新婚夫妇发放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的补贴，以帮助他们支付房租和搬家费用，对象为居住在实施“新婚新生活支援项目”的市区町村、新提交结婚申请的夫妇。

原本，日本政府目前的政策是，为新婚夫妇提供30万日元的补贴，但需要双方年龄在34岁以下，且家庭年收入在480万日元以下。这一举措自2016年开始实施，项目费用将由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中央政府把补助金拨给提出申请的地方政府，目的是帮助因经济原因而推迟婚期的年轻夫妇。

从30万日元到60万日元，补贴翻了一倍，新政的变化之处不止于此。从明年开始，日本政府还将进一步放宽条件，年龄放宽至39岁以下，家庭收入也放宽至540万日元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补贴项目中，地方政府必须负担一半补助金额，这导致了实施的地方政府难以增加。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显示，截至7月10日，实施该项目的有281个市町村，仅占所有市町村的15%左右。

因此，为了这一补贴的顺利实施、提高市町村的参与率，日本内阁府将在下年度预算申请中写进增加用于少子化对策的面向地方政府的交付金。

从新首相菅义伟的表态来看，日本新一届政府对于少子化问题的重视其实早有信号。在9月初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的记者会上，菅义伟就将少子老龄化与修改宪法、经济复苏等问题放在一起，表态称“将向堆积如山的课题发起挑战”。

除了发放补贴、降低门槛之外，菅义伟还表示，计划在2022年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将实现不孕治疗适用保险”，扩大保育服务，为女性提供安心生育的环境。9月18日，日本厚生劳动省也表示相关工作已经开始，计划在2021年4月大幅提高相关治疗的补贴额度。

疫情催化剂

将少子化提升至与修宪、恢复经济同等的地位，足见日本政府的焦急。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近期越来越多的数据都说明了日本少子化问题的严峻性。

8月2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0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数量430709人，相比去年减少8824人。2019年的新生儿数量为865234人，是日本从1899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少的一年，每名女性一生所生子女推定人数的“合计特殊出生率”为1.36，距离定下的1.8的目标，相距甚远。

与此同时，总人口的下滑趋势也显而易见。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的日本人人口为大约1.2427亿，一年间减少大约50.5万人，几乎相当于一个鸟取县的总人口。这已经是日本人口连续11年减少，减少的人口数为1968年这项调查开始以来最大，并且连续第六年扩大。

对于少子化问题的根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指出，一方面，各个国家大同小异，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导致生育欲望的降低;另一方面，日本的少子化原因也有其特殊之处，国土狭小、资源较少，民众在入学、就业等方面的生存压力比较大，因此长期以来少子化问题凸显。

“事态十分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去年，在谈到少子化问题时，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曾这样表示。当天，安倍晋三与负责少子化问题的“一亿总活跃担当大臣”卫藤晟一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面谈，要求后者“动员一切手段，推进相关对策”。

事实上，为了拉动生育率，挽救少子化的危机，不只是上述结婚补贴，安倍政府还推出过多项举措，试图让年轻人能放心生育。比如从2019年10月开始，安倍政府推出了“儿童工资”计划，每月给每名儿童发放大约折合1000元人民币的工资，并由政府负责缴纳保育园、幼儿园的全部费用，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学费和医疗费也全免;从2020年4月开始，政府还将对贫困家庭大学生进行补助。

但很明显，一系列举措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而如今，少子化问题又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表示，疫情会加剧日本少子化问题，因为疫情导致经济衰退，育龄夫妇担心就业和收入受影响，从而不敢多生孩子。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则表示，疫情是否加剧少子化，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封锁可能会增加家庭成员相处的时间，有利于生育;而另一方面，疫情可能会使中低收入家庭更加窘迫，控制生育的意愿也可能增强。

卸不掉的重担

“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年轻人在就业市场频频碰壁;比起养育后代，他们更关注自我提升。”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铃木透坦言，日本人正在面临“绝种”风险。

胡继平坦言，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还是比较着急的。少子化会进一步导致人口结构问题，需要赡养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而可以作为劳动力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老年化社会同时也会带来消费不足、拖累经济发展的问题。

正如安倍晋三将其称之为“国难”，少子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深重的。日本厚生劳动省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每100位务工者可以选择的职位多达161个，创下自1973年来的最高值。劳动力供需缺口十分巨大。巨大的缺口让不少企业被迫倒闭，东京商工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这一年共有362家企业因上述原因倒闭，同比增长超过20%，超过了2015年全年的340家，并创下了2013年开始追踪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事实上，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不断上调，目前已经达到70岁，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了“终身不退休”的规划。同时，《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于2019年4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试图引进外来劳动力来填补本国人手缺口。在新法案下，高技能人才只需在日本待满三年，便可获得在日本的永久居住权，相较于之前的五年，日本对劳动力的渴求可见一斑。

劳动力短缺、收入减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各项福利方面的支出却日渐上升。据测算，日本每年将在幼儿教育、保育支出7764亿日元，在高等教育上支出7600亿日元，合计约1.54万亿日元，无疑是“大手笔”的支出。

“少子化问题关乎日本社会经济根基，将继续采取措施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但对日本来说，这并非易事。”菅义伟在担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时就曾坦言，目前政府每年投入约5万亿日元用于应对少子化问题，效果并未显现。

在胡继平看来，日本的确出台了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免费入学、生育补贴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年轻人的生育负担，有一定的效果，但坦率来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比如心理上生育欲望降低，因此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孟立联也表示，补贴生育，可能有一定刺激作用，但不会太有效，原因就在于生育率降低是工业化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规律。后工业社会人口发展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场景，现在不好说。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试图用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人口发展规律来研究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人口发展，肯定是会犯错误的，至少客观基础已经不存在。

正如《低欲望社会》里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所写的那样，“因为对老年生活感到不安，他们从30岁开始就拼命存钱，不买房买车，也不想结婚，过着无欲无求的低欲望生活”。